《人与地》序|蔡元培

《人与地》序

　　哀利赛·邵可侣先生的《人与地》，是二十世纪开始时的一部名著，同时也是前一世纪若干思想与科学探索的结合。这部书虽然在初写成时至今已有三十年，但一部有长久价值的书，寿命不必限于百年，三十年更是小事。

　　况且邵氏的书，最近又有人为之彻底编纂过，更不能说是一部忽略世界在最近三十年中大变化的书。我们试回想最近史事的演变，不能不觉得所谓二十世纪的文明，在好的方面，都是十九世纪之所赐，理智主义发达之最高点，利用科学以增进人类幸福之企求，人道主义之如日中天，都是十九世纪下半所表现的彩色。不幸大战之前，旧思想仍在潜伏；大战以后，更明显的表现人文之退步。一切反文明、反近代、反理智的思想与行动，在若干国家中竟成为国是。陷自己，害邻人，使得世界汲汲不可终日，俨然要走上同归于尽之一途。那么，在今天有一部包含着十九世纪理智主义、人道主义的名著在中国出版，纵然在观界中不过是一颗闪闪的明星，在实用上容许可以是一丸救药。

　　本书的译者郑绍文先生，得和本书重编人朝夕相对至于五年之久，一切疑难，均经解释。这个凭借，是现在译书人绝少有的。有这凭借，可达到严氏几道所谓译事第一难的“信”字。所以这一书的出版，必能引起此时中国史学、社会学范围中的兴趣，是无可疑的。

　　本书作者邵氏是治人文地理学的。他们这一派好以地理事实解释历史现象。本来拿地理事实解释历史现象，在欧洲固是旧说，在中国也早为人注意。

　　即如《左传》、《管子》、《商子》诸书，中间有不少的说话，以地理解释人文。到了汉朝，虽说一时的风气，是讲天人之学，而地人之论，也未尝不经学者道及。例如《淮南子·要略篇》说：文王……处岐周之间，地方不过百里，天下二垂归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强暴……故太公之谋生焉。

　　禹之时，天下大水，禹身执蔂垂以为民先，剔河而道九岐，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东海。当此之时，烧不暇撌，濡不给扢，死陵者葬陵，死泽者葬泽。故节财薄葬，闲服生焉。

　　……齐国之地，东负海而北障河，地狭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忧中国之患，苦夷狄之乱……故《管子》之书生焉。

　　……韩，晋别国也。地墽民险，而介于大国之间。晋国之故礼未灭，韩国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后君之令又下。故新相反，前后相缪。百官背乱，不知所用，故刑名之书生焉。

　　秦国之俗贪狠强力，寡义而趋利。……被险而带河，四塞以为固。地利形便，畜积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势而吞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

　　此所论列，乃以地理之凭借，说明文化、政治之演成，以及学人思想之由来。如他这样说法，竟是严重的探索人与地之关系，不是偶然流露的话了。

　　又如《汉书·地理志》末章所记各地风土，也基于人与地相应的思想之上。

　　此后诸家著书，自汉末至于颜之推，论人物则多依地理以为评骘，论时势亦每举山川以为旨要。诚缘郑北海所谓“欲知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则旁行而观之”者，在学人实际观察时，幸多不至于忽略。后人好谈汉世的天人之学，却似乎忘了八代的人地之思想。

　　但是我们虽可说人地相应之思想，是中国历来甚多思想家的一个观点，却不能说古来思想家所说，已经发挥尽此一点之奥妙，或者并不能说，古来的思想家已经捉到这个问题的核心。我们不但要知道人与地是相应的，并且要求知道人与地如何相应。不但要知道人地相应之叙述，并且要求知道人与地相应之理解。近代以地理解释人文之学者，在法国早有所谓地文学派，在英国亦有博枯氏，都有深思与广见，却也都给人一个松散的印象。邵氏之书，出来比较得晚，所容纳之史地事实，也能比前人更多。法国人颇以“人文地理的祖国”自负，邵氏书正是此一科目之荟萃。我记得当年涉猎时，觉得是一部很能启发人的书。现在这书的中文译本出世，正当国内研究历史地理之风气盛行，自然可供一种新食料，可作一种新刺激。我们如愿将方舆的地理学，推进为人文地理学，就叙述的历史学，制作成动力的社会学，这部书是不能不参考的。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九月，蔡元培序于上海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