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方法论》序|蔡元培

《社会学方法论》序

　　我们中国，地大物博，民族很复杂，历史很悠久，占有无量数的材料，可以贡献于科学界。独惜古代学者于纯粹客观的方法，发现颇少；所以他们虽未尝不尽力于观察、记录的工作，而总不能把此等无量数的材料，化为有条理、有系统的知识，就不能产生科学。

　　我们现在既窥见欧洲科学的美备，自然不能不竭力介绍。但是介绍他们科学的结论，决不如介绍科学的方法为重要：因为得了结论，不过趁他人的现成；得了方法，才可以引起研究的兴趣。从前有个小说家，说仙人吕洞宾，遇一贫士，就用点一石成金，要赠给他；贫士不要这块金，而要他点石成金的手指。科学结论，是点成的金，量终有限；科学方法，是点石的指，可以产生无穷的金。这可以看出方法论的重要了。

　　但是各种方法论，在自然科学上，都早经论定，就是有点出入，也不很多。在社会科学上，因为对象较为变动，科学的成立也较晚，所以研究的方法，也还多争论。这里边最新成立的社会学，争论尤多。这一种科学，是法国近代实证哲学家孔德氏所创立的，但孔德氏虽提倡实证主义，而他的社会学，却用他的“人类在时间里进步”的理想作前提，并不完全靠实验的结果，作为证据，而始成结论；所以后继者涂尔幹氏虽绍述他的实证主义，而对于他的社会学方法，却不能表示满意。涂尔幹氏不但不满意于孔德的方法，就是英国斯宾塞氏以社会为源于消费协合的结论，在他看起来也还是成见。并且他对于买石亚非的自然说，与卢梭、霍布士的强制说，道德学上的义务、善行、正义等标准，经济学上的供求律，都认为未经实验以前的理想。

　　对于加答非洛的犯罪学，与意大利派把“非物质”的现象附隶于社会现象，认为不合于社会现象的界说。对于穆勒“实验方法不合于社会学之用”的判断，尤认为不合论理。总说一句，他是认定社会现象是超乎生物学、心理学的种种现象而自成系统，且非完全用客观的实验方法不可。所以他提出社会学三种特性：第一，离哲学而独立；第二，完全用客观的方法而认社会现象是件事，要研究他，就要把他当作是件事；第三，不当是通常的事，而特别的当他是社会的事。他要很严格的表现这些特性，所以不能满意于前时或同时的各家所用的方法。

　　但是社会现象，照他所定的界说上看起来，也是复杂得了不得。所以他曾说：“社会事物万千，欲把这万千事物，详览无遗，不特此种表册，不能以人力造作；即使能使人力造作，也不能就认为可靠。且即使能造作，不特有取其事实之渺而小者，而遗其事实之大而要者的弊病。恐怕就是他所认为知道之渺而小者，也未必尽然真能懂得他。”所以通常科学上所用的剩余方法、相同方法、相异方法，若照样的用在社会学上，还觉得不满足。那么，他主张用纯粹客观的方法。用什么方法呢？他就创造了一种共变方法。共变方法，是选取几件可靠的事实来研究。若两种事实，甲变而乙亦与之俱变，就可以说获得事物的公例。这真得执简御繁的巧法，而且甚便于分别研求。

　　这在社会学上可以算空前的发现。他在他的社会分工论上，曾经说明这一种方法。在社会学年报上，也陆续把他与他的同志所研究的成绩，报告出来。

　　而专门表示此种方法与说明所以必用此种方法的理由，就以这部社会学方法为最切要。若把他介绍到我国，我们就按照他所说的程序，先取材于单独社会中的事，就是本国的社会现象；次取材于同种而异社会中的事，就是本国与日本、暹罗等的社会现象之比较；次取材于异种而异社会中的事，就是本国与欧美的社会现象之比较；不知道可以研究出多少事物公例，可以贡献于世界社会学家的。

　　大约他这一部书，在法国研究社会学的，都曾读过，但是肯译的还没有。

　　吾友许君德珩在国立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来法研究，已历五年。虽然经济状况常常给他困难，而他的刻苦用功，积久不懈，每日用功时间，总在十点钟左右，为留欧同学中所仅见。他所专研的是社会学，于各派的学说，都经涉猎，而尤服膺于涂尔幹的学说。特于课余，译述此书。他的译法，精审忠实，在他自记的译例上，可以看得出来。我曾经用原书检对一过，觉得他的译文，不但当得起“信”、“达”两个字，而且有几处，因为原书颇涉晦涩，经他加以解释与例证，觉得比读原书更容易了解。我认为近年来最有价值的译本，谨为郑重介绍。

　　蔡元培　十三年十一月十日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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