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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全国文


  培等为欢迎袁大总统而来,而备承津、京诸同胞之欢迎,感谢无已。南行在即,不及一一与诸君话别,谨撮记培等近日经过之历史以告诸君,托于临别赠言之义。

  (一)欢迎新选大总统袁公之理由 自清帝退位,大总统孙公辞职于参议院,且推荐袁公为候选大总统。参议院行正式选举,袁公当选,于是孙公代表参议院及临时政府,命培等十人欢迎袁公莅南京就职。袁公当莅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为法理上不可破之条件;盖以立法、行政之机关,与被选大总统之个人较,机关为主体,而个人为客体,故以个人就机关则可,而以机关就个人则大不可。且当专制、共和之过渡时代,当事者苟轻违法理,有以个人凌躐机关之行动,则涉专制时代朕即国家之嫌疑,而足以激起热心共和者之反对。故袁公之就职于南京,准之理论,按之时局,实为神圣不可侵犯之条件,而培等欢迎之目的,专属于是,与其他建都问题及临时政府地点问题,均了无关系者也。

  (二)袁公之决心 培等二十五日到北京即见袁公,二十六日又为谈话会,袁公始终无不能南行之语。且于此两日间,与各统制及民政首领商留守之人,会诸君尚皆谦让未遑,故行期不能骤定也。

  (三)京津之舆论 培等白天津而北京,各全(团)体之代表,各军队之长官,及多数政治界之人物,或面谈,或投以函电,大抵于袁公南行就职之举,甚为轻视。或谓之仪文,或谓之少数人之意见。其间有极离奇者,至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只可一笑置之。而所谓袁公不可离京之理由,则大率牵合临时政府地点,或且并迁都问题而混入之,如所谓藩属、外交、财政等种种关系是也。其与本问题有直接关系者,惟北方人心未定一义;然以袁公之威望与其旧部将士之忠义,方清摄政王解职及清帝退位至危逼之时期,尚能镇摄全京,不丧匕鬯,至于今日,复何疑虑?且袁公万能,为北方商民所公认,苟袁公内断于心,定期南下,则其所为布置者,必有足以安京、津之人心,而无庸过虑。故培等一方面以京、津舆论电达南京备参考之资料,而一方面仍静俟袁公之布置。

  (四)二月二十九日兵变以后之情形 无何而有二月二十九日夜中之兵变,三月一日之夜又继之,且蔓延于保定、天津一带。夫此数日间,袁公未尝离京也,袁公最亲信之将士,在北京自若也;而忽有此意外之变乱,足以证明袁公离京与否,与保持北方秩序,非有密切不可离之关系。然自有此变,而军队之调度,外交之应付,种种困难,急待整理,袁公一日万几,势难暂置,于是不得不与南京政府协商一变通之办法。

  (五)变通之办法 总统就职于政府,神圣不可侵犯之条件也;临时统一政府之组织,不可以旦夕缓也;而袁公际此时会,又不能即日南行,则又事实之不可破者也。于是袁公提议,请副总统黎公代赴南京受职。然黎公之不能离武昌,犹袁公之不能离北京也。于是孙公提议于参议院,经参议院议决者,为袁公以电宣誓,而即在北京就职,其办法六条如麻电。由是袁公不必南行,而受职之式不违法理,临时统一政府,又可以速立,对于今日之时局,诚可谓一举而备三善者矣。

  (六)培等现实之目的及未来之希望 培等此行,为欢迎袁公赴南京就职也。袁公未就职,不能组织统一政府;袁公不按法理就职,而苟焉组织政府,是谓形式之统一,而非精神之统一。是故欢迎袁公,我等直接之目的也;谋全国精神上之统一,我等间接之目的也。今袁公虽不能于就职以前躬赴南京,而以最后之变通办法观之,则袁公之尊重法理,孙公之大公无我,参议院诸公之持大局而破成见,足代表大多数国民,既皆昭揭于天下;其至少数抱猜忌之见,腾离间之口者,皆将为太和所同化,而无复纤翳之留。于是培等直接目的之不达,虽不敢轻告无罪,而间接目的所谓全国精神上之统一者,既以全国同道(胞)心理之孚感而毕达,而培等亦得躬途(逢)其盛,与有幸焉。惟是民国初建,百废具举,尤望全国同胞永永以统一之精神对待之,则培等敢掬我全国同胞之齐心同愿者以为祝曰:中华民国万岁!

  (《民立报》,一九一二年三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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