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里斯托夫(273)_罗曼·罗兰

二七三

　　开头，他们认为事业取得了成绩，但那很可能不该归功于他们的口才。而他们却私心窃喜。以后，他们继续努力，成绩并不显著，他们又私下担忧，唯恐闹出笑话。时间一长，担忧越来越重，加上他们自命清高，疑虑重重，对这样一个难演好的政治角色，自然就厌倦了。他们等待风声转变，也要等追随者转变，才好打退堂鼓。因此，他们成了风头和追随者的双重奴隶。这些新时代的伏尔泰和约瑟·德·麦特尔写起文章来虽然大胆，内心却空虚、犹疑、害怕，只敢摸索前进，唯恐在年轻人面前丢脸，拼命要讨他们的好，扮演返老还童的青年。不管他们是革命派还是反革命派，那只是在文字上，其实，他们只会像从前一样赶大溜。

　　在这种中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里，奥利维碰到了一个最奇怪的典型，那是一个因为胆小才参加革命的人。

　　出现在他眼前的那个典型人物叫作皮埃尔·卡纳。他是个有钱的中产阶级，出生在一个封闭性的保守家庭，与新思想完全绝缘；家里的公职人员因为对当局不满而被免职，已经出了名，他们是中间派的中产阶级，和教会眉来眼去，勾勾搭搭，没有什么思想，只会精打细算。他因为无事可做，就和一个有贵族头衔的女人结了婚。妻子也会打算，并不在他之下，但想得也并不更多。这个狭隘、落后、信教的家庭老是反复回想过去的骄傲与苦闷，结果使他恼火了——尤其是因为他的妻子很丑，使他厌倦。他的智力中等，思想相当开放，有些向往自由，但又不太清楚在哪方面；其实，在他那种环境里是不容易了解自由到底是什么的。

　　他只知道他那里没有自由，并且以为只要出去就可找到。他一个人又不认得路。一走出去，他很高兴找到了几个中学时代的朋友，其中有工联主义的积极分子。在这些人中间，他觉得比在家里还更格格不入；但他不愿承认，他总得要在一个地方生活；可惜找不到和他趣味相投的人（这就是说没有趣味的人）。其实，上帝知道，这种没趣味的人法国并不缺少！不过他们不好意思公然亮相，于是，遮遮掩掩，或者涂脂抹粉，涂上一层甚至是几层流行的政治色彩。

　　通常的情况总是这样：卡纳特别喜欢接近的新朋友，是一个和他完全不同的人，一个犹太医生。他是个法国人，法国的中产阶级，灵魂深处都是法国内地人，偏偏成了一个犹太青年的好朋友，青年名叫玛奴斯·埃曼，是俄国的流亡分子，像他很多同胞一样，他天生有双重的本领：能四海为家，一见如故，又能在任何革命中都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使人搞不清楚他到底是热心事业，还是游戏人生。他亲身经受的和别人经受的考验，对他似乎只是一种消遣。

　　他是个真心实意的革命者，但他的科学精神养成了一种习惯，使他把革命党人（包括他自己在内）都看成了精神病患者。他观察这种病，并且培养病菌。他狂热的兴趣主义和极不稳定的思想使他和互相对立的双方来往。他在当权派中也有熟人，甚至和警察局有关系；他到处打听，无孔不入，这种好奇令人不安，结果使多少俄国革命党人外表上看起来像两面派，有时还的确会弄假成真。那并不是有意背叛，而是动摇不定，往往是不存心的。多少实际行动的人都把行动当作演戏，他们拿出演员的全副本领，毫无保留，但也随时准备演另一个角色！对于扮演革命者，玛奴斯是尽可能演得惟妙惟肖的，因为这一角色最适合他这个天生的无政府主义者，也适合他喜欢破坏所在国法令的天性。但说到底，这只是一个角色。人家分不清他说的自豪感哪些是真的，哪些出自他的心裁；搞到最后他自己也真假不分了。

　　他聪明而喜欢讥讽，像犹太人和俄国人一样会细致地分析心理，善于将心比心，一眼看出别人的弱点，并且巧妙地加以利用，他不费吹灰之力就控制了卡纳。他高兴把一个侍仆拉到堂吉诃德的队伍里来。他可以随意支配他，左右他的意愿，利用他的时间、金钱——不是为了自己（他并不需要，谁也说不出他靠什么过日子！）而是为他的事业做最连累人的宣传。卡纳随他摆布；他尽力说服自己：他和玛奴斯的想法一致。其实，他明知道事情并不是这样，玛奴斯的思想不近情理，使他害怕。他不喜欢平民。再说，他也并不勇敢。这个高高大大的小伙子，肩宽体胖，长着一张娃娃脸，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呼吸急促，说话和气，喜欢夸大，其实幼稚，胸部挺得像法内兹博物馆的大力士塑像，还是一个拳击运动的好手，却是一个最胆小的男子汉。他在家人面前以冒充造反派为荣，而在他大胆的朋友面前却又吓得暗中发抖。

　　当然，这种胆战心惊只要是闹着玩儿的，也并不太碍事。但等到假戏真做时，那就危险了。那些粗人越来越好斗，他们的野心越来越大；这就使卡纳不安了，他到底是一个自私的产业主，感情深深扎根在地产上，像中产阶级一样胆小怕事。他不敢问：“你们要把我带到哪里去？”但他偷偷地咒骂那些喜欢打得头破血流而满不在乎的人，他们也不在乎是否同时会扭断别人的脖子——谁勉强他跟他们走的呢？他不是可以自由脱离那一伙人吗？但他缺乏勇气。他怕孤单，他像一个小孩走路落在大人后面就哭起来了。他像很多人一样，没有自己的主见，只是不支持过火的看法；但要独立，一定要经得起孤单的考验；但有几个人经得住呢？即使看得最清楚的人中间，又有几个胆敢力排众议，摆脱压在同代人头上的偏见呢？那等于是在自己和别人之间筑起一道城墙，一边是沙漠中的自由；另一边是广大的群众。

　　大家不会犹豫的；他们宁愿像羊一样挤在人群里。气味虽然不好，但是挤得暖和。于是，他们假装在想他们并没有想的问题。这对他们并不太难，因为他们并不太知道自己在想什么！……“要有自知之明！”……他们怎能做到？因为他们几乎没有“自我”！在一切集体的信仰中，无论是宗教信仰还是社会信仰，真正信仰的人太少，因为真正的人太少。信仰是一种英雄才有的力量；信仰之火只能点着几个人间的火把；而火光往往还摇摇晃晃。信徒、先知、耶稣，都曾有过怀疑。其余的人更不过是回光返照——除了灵魂干枯的时刻，大火把上掉下来星星之火才会燎原；然后，大火就熄灭了，只看得见灰烬中的炭火闪烁发光。难得有几百个基督徒是真正信仰基督的。其他的人只是相信自己有信仰，或者想要信仰。

　　很多革命者也是如此。老实的卡纳愿意相信他是革命者，他就真相信了。他的胆大妄为使他自己吓了一跳。

　　这些中产阶级都依附不同的原则：有的靠感情，有的靠理智，有的为了利益；有些人思想上依靠的是《福音书》，有些是柏格森，或者是卡尔·马克思、蒲鲁东、约瑟·德·麦特尔、尼采，或者是乔治·索雷尔。有些革命者赶时髦，或冒充进步；有些为了撒野；有些需要行动；有些只是盲从，跟着人走。但大家都随风飘荡。远远看来，只见白色的大路上烟尘四起，这预示着暴风雨即将来临。

　　奥利维和克里斯托夫看着风吹过来。他们两个人眼力都好。但他们的看法不同。奥利维看得很清楚，能进入别人内心的深处，对他们的平庸感到悲哀；但他也能隐约看到在后台支持他们的力量；事情的悲剧性给他的印象更深刻。克里斯托夫却对事物的喜剧性更敏感。他感兴趣的是人，而不是思想观念。他讥笑空想的社会主义。他生性喜欢作对，本能地反对流行的病态的人道主义，表现得比实际上更自私；一个自力更生的人，一个踏踏实实的成功者，因体力和意志力而感到自豪，总有一点倾向把力量不如他的人看成是无所事事。他穷苦而孤独，既然他能取得胜利，为什么别人不照样做呢！……社会问题！什么问题？不就是穷苦吗？

　　“我很了解，”他说，“我的父亲、母亲，还有我自己都经历过穷苦。只要走出来就行了。”

　　“并不是每个人都走得出来，”奥利维说，“有生病的，有运气不好的。”

　　“应该帮助他们，那很简单。但像现在这样说他们的好话，那就走得太远了。不久以前，大家都说强者有特权，很可恶。说句老实话，我不晓得弱者的特权是不是更可恶，它搞乱了今天的思想，专横地对待强者，剥削强者。人家会以为病弱、穷苦、不聪明、受压迫，现在反倒成了优点——而坚强、健康、胜利却是缺点。最可笑的，是强者带头相信这些……我的好朋友奥利维，这是不是一个喜剧的好主题？”

　　“我宁可让别人笑我，不愿让别人哭。”

　　“好朋友！”克里斯托夫说，“天啦！有谁反对你吗？我一看见驼背，自己的背也要驼起来了。我们是在演喜剧，不会写喜剧。”

　　克里斯托夫不肯上当，不肯空想什么社会公正。他像普通老百姓一样通情达理，相信过去怎样，将来还是怎样。

　　“要是人家谈艺术时也这样说，你恐怕要叫起来吧！”奥利维指出来。

　　“也许会。说来说去，我只懂得艺术。你也一样。我不信任那些夸夸其谈说外行话的人。”

　　奥利维也不信任。两个好朋友甚至有点过分不信任了：他们总是待在政治圈外。奥利维有点不好意思地承认：他从来没有参加过选举；十年来，他甚至没有去区政府领选民证。

　　“为什么要去，”他说，“参加演出明知是毫无意义的喜剧？选举吗？选什么人？候选人对我都是陌生的，我不知道哪一个好一点儿，但是我有理由相信，不管是谁当选，第二天都会说话不算数。监督他们吗？督促他们尽忠职守吗？我花一辈子工夫也做不到。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不会夸夸其谈，死不要脸，狠下心来去做讨厌的事。最好还是不要插手。我同意受苦受难。至少，造成苦难没我的份儿！”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