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里斯托夫(272)_罗曼·罗兰

二七二

　　只要思想停留在资产阶级的书本中，那就等于死了，好像博物馆中的展览品，玻璃柜中紧紧包扎的木乃伊，根本没有人看。但一旦思想掌握了人民群众，成了群众的思想，群众再加上狂热的现实，使思想变形，生气勃勃，又给抽象的理由吹入虚幻的希望，就像伊斯兰教元年吹起的热风一样。思想传播得越来越快。大家都受到了感染，却不知道思想是什么人带来，是怎样带来的。什么人的问题并不重要。精神上的传染病继续扩展；很可能是思想狭隘的人把病传给了开明人士。每个人都不知不觉地成了携带病毒的媒体。

　　思想传染的现象是各个时代、各个国家都有的；即使是贵族国家千方百计要维持阶级统治，也封锁不了。而在民主国家更以雷霆万钧之力冲破一切障碍，何况在精英与群众之间本来就没有安全的壁垒。精英立刻受到了感染。虽然他们自高自大，聪明过人，但也抵抗不了病毒，因为他们实际上比想象的要脆弱得多。智慧是一个小岛，受到人潮的侵袭、消耗，被淹没了。要等人潮退后，智慧才会重新出现——大家佩服法国大革命后，特权阶级在八月四日夜里放弃了特权。

　　其实，最可佩服的，是他们在迫不得已时，会做迫不得已的事。我可以想象得到，他们不少人回府之后会说：“我干了什么蠢事啦？我是喝醉了吧……”好一个醉字！值得赞美的好酒和产酒的葡萄园！但用血液来灌醉古老的法国特权阶级的葡萄并不是他们栽种的。酒酿好了，只等人去喝。喝了就胡说八道。不喝的人只要闻到酒香也会晕头转向。这是大革命的收获！……1789年的陈酒，现在的家庭酒窖中剩不下几瓶了，即使有剩也走了味；但我们的子孙会记住他们的祖先却曾喝得头昏脑涨。

　　奥利维这一代年轻的中产阶级喝的是一样的烈酒，但是更苦。他们把他们的阶级作祭品献给新的上帝。陌生的上帝——那就是平民。

　　当然，他们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样真诚。很多人只想找机会出人头地，他们假装瞧不起本阶级。多数人把群众运动当作精神上的消遣，练习口才的机会，态度并不十分认真。以为自己信仰一种主义并且为之奋斗，或者将要奋斗——至少是有可能奋斗，那也是种乐趣。甚至觉得为之冒险也不坏。那会引起戏剧性的激情。

　　这种激情如果不夹杂着私心杂念、个人利害打算的话，倒也无可厚非——但有些工于心计的人却是另有所图的；群众运动对他们说来是往上爬的手段。就像北欧的海盗一样，他们利用涨潮时把船开进内陆，打算深入港湾，在退潮时就攻城略地。河道很窄，潮水涨落不定，非有过硬功夫不可。但两三代的宣传教育已经培养了一批熟悉本行的海盗。他们胆大妄为，对于沉船甚至不屑一顾。

　　这种海盗每个党派都有，谢天谢地，任何一个党派都可以不承担责任。但是这些冒险家引起了忠实信徒的厌恶，使某些人对本阶级感到绝望。奥利维见到一些有钱的中产阶级知识青年，都感到本阶级在没落，自己却无能为力。他只倾向于同情他们。他先以为精英能改造群众，在建立了一些平民大学，花了很多时间与金钱之后，他们证实他们的努力失败了；他们原来是希望太高，所以他们的失望也太大。人民群众并没有响应他们的号召，反而溜之大吉。群众即使来，也把一切都看错了，只学到中产阶级文化的缺点。

　　最后，不止一个坏蛋混进了中产阶级的宣传队伍，使他们信用扫地，一举两得，破坏了平民和中产阶级。于是，在老实人看来，中产阶级罪大恶极，只会腐蚀平民，所以平民无论如何也要摆脱他们，自己走自己的路。因此，中产阶级不可能采取任何行动，只能宣布这个运动不需要他们参加，甚至反对他们。有些人觉得不参加是一种乐趣，因为这样舍己为人培养了对人类深刻的、无私的同情。爱人吧！献身吧！年轻人有的是本钱，可以不要报酬，不用怕本钱会用光——另外有些人觉得理智上满足了就很愉快，那是满足了逻辑上的迫切需要；他们不是为人做出牺牲，而是为了思想。他们不屈不挠，根据逻辑推理，预见了他们阶级的最后结局。如果预言错了，他们会觉得比粉身碎骨还更痛苦。他们沉醉在思想中，会对外人高声大喊：“打吧！狠狠地打！把我们打个落花流水！”——他们成了暴力革命的理论家。

　　要别人用暴力。因为一般说来，宣传暴力的使者几乎总是文弱的书生。有些还是国家的公职人员，谈到推翻政府的人却是勤恳、认真、俯首听命的工作人员。他们在理论上宣扬暴力，其实，是对他们文弱的体质，受压迫的辛酸生活进行报复。这尤其表明了他们周围的风狂雨暴。理论家也像气象学家一样，他们用科学术语预报的不是明天，而是今天的天气。他们是表示风向的风信旗。风标转动的时候，他们几乎要以为是风标决定风向了。

　　风向转了。

　　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新思想很快就用旧了，因为它流行得更快。多少法国共和党人在不到五十年的时间内，就不喜欢共和、普选、政治家如醉如狂地争取到的自由了！从前盲目崇拜多数，盲目乐观地信任神圣的多数派，期待人类的进步，现在却吹起了暴力精神的狂风；多数派无能管理自己，贪污腐化，卑鄙龌龊，对人才又害怕又妒忌，懦弱无能，以权压人，激起了反抗；精力旺盛的少数派——形形色色的少数派——就诉诸武力了。奇特的组合，然而却是必然的，法兰西行动党的保王派和法国总工会的工联主义者居然合作了。

　　巴尔扎克在书中谈到当时的那些人“想做贵族做不成，不得已成了共和党，唯一的目的是发现平起平坐的同代人多半不如自己”……这点乐趣能填满肚皮吗？一定要使低级人物有自知之明；为了这个目的，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把工人阶级或中产阶级的精英分子形成的优势变成权威，强加在压迫他们的大多数人身上。年轻的知识分子，高傲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因为自尊心受到损伤，或对民主造成的假平等感到痛恨，就成了保王党或革命党人。而那些不联系实际的理论家，宣扬暴力的哲学家，不过是些高高在上的风信旗，预告暴风雨的焰火。

　　最后，还有一伙寻找灵感的文人——一伙只会写却不知道写什么的人，就像在奥利斯港口等风起航的希腊水手，不耐烦地等待好风，不管从哪个方向吹来，只要能鼓起帆篷就行——其中有些名人出乎意外地给德莱弗斯事件拉出了舞文弄墨的事业，投入了群众的集会。他们跟着带头人走，由他摆布，这种例子不胜枚举。一伙文人现在关心政治，自以为在管理国事。只要有个借口，他们就拉帮结派，发表宣言，挽救国家大厦。知识分子也分前锋、后卫，两派不分上下，但都认为自己高人一等。那些血管中侥幸有几滴平民血液的人都引以为荣；他们用笔蘸着血写文章——大家都是心怀不满的中产阶级，都想恢复中产阶级由于自私无可挽救地失去了的权力。难得有个信徒能长期维持信徒的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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