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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七

他当场拍板，提出要克里斯托夫把他的《卡冈都亚》拿到歌剧院去上演（在这些法国大老板看来，艺术的最高峰就是上演《浮士德下地狱》或是贝多芬的九大交响乐）——这个荒唐的想法使克里斯托夫哈哈大笑，他费了好大的劲儿才不让伽玛希打电话给歌剧院经理或文化部部长（要是伽玛希的话可信，这些头头对他似乎都是唯命是听的）——但这个想法却使克里斯托夫回忆起了从前改编《大卫曲》这部交响诗的咄咄怪事，他一松了口就随便谈起罗孙众议员为了情妇而出场主办的演出。伽玛希一点也不喜欢罗孙，听了很高兴，而克里斯托夫喝了不花钱的酒，又看到花钱的人喜欢听，就越谈越来劲儿，越没有顾忌了，听的人可一句话也没有漏掉。 　　只有克里斯托夫一个人离开餐桌后，把话忘个一干二净。现在奥利维一问，他才想了起来。他感到背脊骨都冰凉了。因为不再幻想的人已经有了足够的经验，猜得到会出什么事；这下酒醒之后，他看得更清楚，仿佛事情已经发生：他说漏了嘴的话经过歪曲，发表在揭发隐私的报刊上；他在艺术方面的俏皮话也变成了攻击别人的武器。至于他要求更正的信，他和奥利维知道得一样清楚会有什么下场：反驳一个记者简直是在浪费笔墨；作结论的永远是记者。 　　事情的经过和克里斯托夫预料的完全一样，一点不差。他说漏了嘴的话登出来了，而他更正的信却没有见报。伽玛希只要人转告他，说他心好，想得周到，但并不把他周到的想法登出来，而只散布那些强加给他的错误意见，于是，引来了巴黎报纸的尖刻批评，接着，德国报纸也遥相呼应，愤怒地谴责一个德国艺术家怎能这样不尊重自己的祖国。 　　克里斯托夫赶快利用另一家报纸的记者采访的机会，自以为得计地声明他爱德国，并且说德国至少是和法兰西共和国一样自由的。不料采访的记者是保守党报纸的，立刻把他的声明说成是反对共和的。 　　“越说越来劲儿了！”克里斯托夫说，“啊！我的音乐和政治拉得上什么关系呢？” 　　“这是我们法国的习惯，”奥利维说，“瞧他们怎样爬在贝多芬背上吵架。有人说他是革命党，有人说他是教会派，有人说是平民党，有人说是王公大人的走狗。” 　　“啊！贝多芬真该把他们赶走！” 　　“那好！你也可以一样干呀！” 　　克里斯托夫也想这样做。但他心太软，而人家对他又客客气气。奥利维让他一个人在家总是不放心。因为老有人来采访；克里斯托夫答应小心也没用，他一开口就收不拢。他想到什么说什么。有时来的是女记者，自称是他的朋友，要他谈谈爱情生活。有些人利用他说别人的坏话。等到奥利维回来，总发现克里斯托夫面有愧色。 　　“又说什么傻话了？”他问道。 　　“总是这样。”克里斯托夫不好意思地回答。 　　“你真是不可救药！” 　　“我真该坐牢……不过这一回，我发誓，一定是最后一回。” 　　“对，对，下次也是最后一回……” 　　第二天，克里斯托夫得意地告诉奥利维。 　　“又来了一个人，给我赶出门了。” 　　“不要做过了头，”奥利维说，“对他们要小心在意。这些家伙可厉害……他们叫你防不胜防……他们要报复还不容易！随便你说什么，他们都能挑毛病。” 　　克里斯托夫用手抹抹额头。 　　“天哪！” 　　“还说了什么话？” 　　“关门的时候，我说……” 　　“说什么来着？” 　　“说了一句拿皇帝出气的话。” 　　“皇帝？” 　　“不是皇帝，就是皇子皇孙……” 　　“倒霉鬼！明天又是头版新闻了。” 　　克里斯托夫哆嗦了。但是第二天他在报上看到的却是对他房间的描写和对他的采访，虽然记者并没有进来，更没有和他谈话。 　　消息越传越离谱。外国报上传得简直面目全非。法国报上有消息，说克里斯托夫穷得在改编吉他琴谱，英国报纸却说他弹着吉他沿街乞讨。 　　他读到的并不是好话。相差太远了！只要克里斯托夫有《大日报》捧场，立刻就有其他报纸攻击。报业同行居然发现了他们所没有发现的天才，那岂不是叫他们丢面子。非得在他脸上抹黑不可。古耶眼巴巴看着到手的货色给人半路抢去，就写了一篇文章来澄清是非。他亲热地谈到他的老朋友克里斯托夫，说是他引导他的朋友进入巴黎社会的，他当然是一个有才能的音乐家；不过——他可以这样说，既然他们是朋友嘛——他受的教育不够，没有独特的风格，却自以为了不起；如果把他捧得太高，捧到了可笑的地步，那反倒是害了他；其实，他需要的是一个有本事、有学问、有眼力、好心好意的严格导师——这是古耶放大了的自画像——有些音乐家露出苦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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