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里斯托夫(228)_罗曼·罗兰

二二八

　　“你有什么办法呢？”奥利维说，“需要互相容忍，互相同情，而这又要内心快快活活才做得到——这种快活表示生活正常，和谐，没有毛病——也表示一个人的活动是有意义的，一个人感觉到自己在做大事。而这样快活，国家一定是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或者——更正确地说——正在走向伟大的道路上。同时一定还要有——二者缺一不可——一个在党派之上的精明强干的政权。而超党派的政权一定是靠本身的力量，而不是靠乌合之众，也不是靠乱七八糟的大多数，而是以自己的成就取得大众信任的政权：如百战百胜的将军，救国救民的公安委员会，智力超群的统治者……我也说不清楚。也不是我们说了就算数的。一定要有机会，还要有会抓住机会的人；一定要有运气，还有才气。让我们既等待又希望吧！力量已经有了：信仰的力量，科学的力量，古老的法国，新生的法国，最伟大的法国做出的成绩……谁知道这个秘诀，这个魔方，能把这些力量全都联合起来，那是多么浩大的声势啊！但是这个秘诀不是你和我说得出的。谁知道呢？是胜利吗？是光荣吗？……耐心等待吧！最重要的是民族的精英要集中力量，不要互相摧残，不要时机未到就先泄气。运气和才气都不会从天而降，只有忍耐、劳动、信仰了几世纪的人民才配有运气和才气。”

　　“谁知道呢？”克里斯托夫说，“运气和才气往往来得比预料的更快——往往最出人意料。你们的时间表拖得太长了，一说就是几个世纪。现在就准备吧！系好腰带！穿好鞋子，拿起手杖……你怎么知道上帝今夜不光临呢？”

　　这天夜里，上帝已经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了。他的翅膀撒下的影子已经遮黑了楼门口。

　　看来微不足道的事情，忽然使法国和德国的关系紧张起来。^①三天之内，本来是和和气气的邻国，说话用的却是战争前夕挑衅的口气。只有那些生活在幻想中，以为理性在统治世界的人才会觉得意外。而这种人在法国并不少；他们在一夜之间，看见莱茵河对岸的报纸像脱缰野马似的发出了反对法国的狂叫怒吼，不禁吓得目瞪口呆。两国都有一些报纸，以为爱国主义是他们的专利，用民族的名义说话，对国家发号施令，有时还得到了国家的默许，他们要求政府执行某种政策，对法国发出了盛气凌人的最后通牒。

　　﹛①这几页是1908年写的。第七卷《楼中》是1909年2月出版的。——原注﹜

　　德国和英国之间早有冲突，而德国不许法国有独立自主的权利，气势汹汹的德国报纸强迫法国宣布支持德国，否则就威胁要法国成为首当其冲的战争牺牲品；他们以为用恐吓的手段可以缔结同盟，可以不战而胜，先把法国当作俯首称臣的战败国——总而言之一句话，当作奥地利一样。我们可以看出德帝国主义的狂妄自大，骄横跋扈，陶醉在自己的胜利中，他们的政治家完全不理解其他民族，把国内推行的武力至上主义原封不动地推到国外。他们不知道，对一个有几百年光荣历史，曾经威震欧洲的古老民族，这种粗暴强迫的方法当然只会得到和德国的期望完全相反的结果。它唤醒了法国人沉睡的自豪感；从上到下，法国都震惊了；最麻木的人也发出了愤怒的喊声。

　　但德国的人民群众和这些挑衅行为毫无关系：每个国家的老百姓都只要求过和平的生活；德国人民尤其和气、亲切，喜欢和大家搞好关系，宁愿佩服别人，模仿别人，而不愿和人动手。但当局却不问老百姓的意见，老百姓也不敢说出来。男子汉要是不习惯参加公众的活动，就注定了要变成公众的傀儡。他们糊糊涂涂成了摇旗呐喊的应声虫，反映的其实只是报纸上一触即发的叫嚣和领导人的挑衅，结果却会唱出《马赛曲》或《保卫莱茵河》。

　　这对克里斯托夫和奥利维是个可怕的打击。他们习惯于相亲相爱，他们很难想象他们的国家为什么要背道而驰。这种年深月久的敌意为什么会忽然爆发，两个人都看不出理由来。尤其是克里斯托夫，作为一个战胜国的德国人，更没有理由仇视战败国的法国人。他对有些同胞的狂妄自大觉得难以忍受，非常反感；在某种程度上，他和法国人同样痛恨这种高压手段；但他不大理解的是：法国到底为什么不肯成为德国的盟邦。在他看来，这两个国家有这么多根深蒂固的理由应该团结一致，有这么多共同的思想，有这么伟大的任务要共同完成，因此，他对两国为了没有价值的多年积怨而争吵不休，觉得恼火。像所有的德国人一样，他也认为两国间的误会主要应该由法国负责，因为他虽然承认：回忆普法战争的失败对法国是痛苦的，然而，他只把这看成是个面子问题，为了法国更高的利益，为了人类文明的利益，面子问题就该退居次要地位了。

　　他从来没有认真想过法国割让阿尔萨斯、洛林两省的事。在小学时代，他就已经把法国割地赔款看成公平合理的，认为外国占领这两省几百年后，理应把德国的土地归还德国。因此，当他的朋友认为法国割地是奇耻大辱的时候，他简直觉得祸从天降。他从来没有和朋友谈过这些事，以为他们一定意见一致；他知道奥利维忠诚老实，思想自由，不料他谈起这事既不感情冲动，也不怒气冲冲，只是内心忧郁痛苦地对他说：一个宽大的民族可以不报仇雪耻，但是同意忍辱含恨，那就有损国格了。

　　他们很难互相了解。奥利维列举了历史上的理由，说明法国有权收回阿尔萨斯这块拉丁民族的土地，但一点也说服不了克里斯托夫；他也可以举出同样有说服力的反对理由：因为历史总可以提出政治所需要的理论根据，以便执行各自喜欢的政策。克里斯托夫能接受这个问题，与其说是从法国的观点，远远不如说是从人情的观点。阿尔萨斯人是不是德国人？问题并不在这一点上。他们不愿做德国人，这才是唯一重要的问题。谁有权利说：“这些居民属于我们，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兄弟？”

　　如果这些居民不承认是他们的兄弟，即使他们错了，错误也要归罪于不讨兄弟喜欢的那一方，谁也没有权利硬要兄弟和他们共命运。四十年来德国的暴力的欺压，不论公开的还是隐蔽的，甚至一丝不苟的英明当局真正做过的好事，都不能强迫阿尔萨斯人做德国人。即使他们筋疲力尽，不得不退让时，他们也忘不了世世代代被迫离开故国的痛苦，还有更悲惨的，是不能流亡的人不得不忍受他们恨之入骨的欺压，眼看国土受到掠夺，人民受到奴役，却无可奈何！

　　克里斯托夫老实承认他从来没看到问题的这一面，所以一听心就乱了。一个老实的德国人讨论起来总是开诚布公的，而一个热情的拉丁人却自尊心太重，无论怎么真诚，也不会这样坦然。克里斯托夫并没有想到找个借口来开脱德国人的罪行，其实，历史上任何时期，任何民族都有过犯同样罪行的先例。但是他太高傲了，不屑去找这种丢人的借口；他知道人类越进步，人的罪行在周围光明的衬托下，就越会显得可恨。但是他也知道，假如打胜仗的是法国人，他们对德国人也不会手下留情，只会在罪恶的锁链中增加一环。因此，冲突的悲剧会永远继续下去，欧洲文明的精华就有消灭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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