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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


  但克里斯托夫不承认他是个不自觉的基督徒。他天真地热情地为自己辩护,仿佛人家给他的思想贴上这个或那个标签有什么重大关系似的。高乃依神父听的时候,带有一点看破了人世矛盾的嘲讽意味,这很不容易察觉,因为他是好心好意听着的。他的耐性一点也没有改变,宗教信仰养成了他忍耐的习惯。教会使他受过的实际考验,已经锻炼了他的耐力;虽然他精神上感到痛苦的压抑,但实质上并没有影响他的耐性。

  当然,眼看自己受上级压迫,一举一动都有主教大人的眼睛在盯着,一言一行都有自由思想派的耳朵在听着,他们尽力想要利用他的思想,来反对他的信仰,他的教友和敌人既不了解他,又来围攻他,这是多么难过啊。他不可能反抗,因为他非服从不可。他又不可能真心诚意地服从,因为他明知道上级是错误的。不说出来是苦恼,说了而被人误解也是苦恼。更不用说你还要对别人的灵魂负责,有些人正等待你的忠告,你的帮助,而你却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他们受苦……高乃依神父为了他们,为了自己,都觉得痛苦,但他忍下去了。

  他知道在教会漫长的历史中,这些痛苦的日子算不了什么——只不过是不声不响地忍受痛苦,慢慢地使他衰弱,胆小,不敢说话,连一点行动都受不了,最后沉入了麻木的状态。他感到这样沉沦非常忧郁,但是没有做出反应。碰到了克里斯托夫,这对他来说是个很大的帮助。这个年轻的邻居对他表示的热忱,天真而亲热的关怀,有时提出一些没分寸的问题,对他都有好处。克里斯托夫逼得他又与活人为伍了。

  电工奥贝在克里斯托夫那里见到神父。他大为意外,很难掩饰他的反感。即使克服了初次见面的情绪,他还是觉得不自在,认为这个穿道袍的神父是个难以理解的人。然而,和一个高级人物谈话的乐趣,到底还是超过了他对教会的反感。他对华德莱先生和高乃依神父谈话的亲切口气大为不解;更不理解一个神父怎么成了民主派,而一个革命党人反倒是贵族,这打乱了他固定的观念。他想把他们分门别类,因为他要分类才能了解,但他却不知道把他们归于哪类好。

  这个外表平静、内心高傲的神父读过阿那托·法朗士和勒南的作品,谈起他们来有条不紊,公正合理,要把他划入一个门类可不容易。谈起科学来,高乃依神父的原则是听内行的,而不听指手画脚、发号施令的外行。他尊重有权的人;但对他说来,权和能不属于同一范畴。肉体、精神、仁爱,是三个不同的范畴,是升天梯的三个等级——当然,老实的奥贝做梦也想不到这种精神状态。高乃依神父心平气和地对克里斯托夫说:奥贝使他想起了他见过的法国乡下人。一个年轻的英国姑娘向他们问路。她对他们说英语,他们听不懂。他们对她说法语,她也听不懂。于是,他们用同情的眼光瞧着她,摇摇头,边做工作边说:“真可惜!一个这样漂亮的姑娘!……”

  起初,奥贝给神父和华德莱先生的学问和风度吓倒了,只是听着他们谈话,不敢开腔。后来,他慢慢地忍不住要插嘴了,因为听到自己说话的声音也是一种乐趣。他就说些空话。那两位倒是客客气气地听着,心里有点好笑。奥贝劲头一来,竟忘乎所以;他利用了高乃依神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耐性,甚至用过了头。他简直是胡说八道了。神父却听天由命地听着;他并不太厌烦,因为他与其说在听奥贝的话,不如说在了解这个人。然后,等到克里斯托夫发牢骚了,他才说道:“没关系!我还没听别人这样说过呢!”

  奥贝感激华德莱先生和高乃依神父对他这样好;三个人都不在乎是否互相了解,却莫名其妙地互相喜欢。他们意外地发现彼此这样接近。这是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却不知道这是克里斯托夫的撮合。

  他还有三个天真的小伙伴:艾斯白洁家的两个女儿和华德莱先生的养女。他成了她们共同的朋友。他不忍心看到她们各过各的日子。他老对她们谈她们所不认识的小邻居,谈得她们忍不住想见面了。她们在窗口打招呼,在楼梯上碰到的时候偷偷说句话。她们越来越熟,加上克里斯托夫的支持,她们竟得到了家长的允许,同去卢森堡公园玩。克里斯托夫见妙计成了功,非常高兴,在她们头一回会面的时候,到公园去看她们;他发现她们不太自然,有点拘束,对这种新鲜事不知道怎样办才好。他一来就不冷场了,出主意怎么玩:跑呀,追呀,他自己也像个十岁的孩子一样玩得起劲儿;过路人看到三个小女孩追着一个大男孩,又跑又叫,围着树转,也觉得开了眼界。家长却总不大放心,不大愿她们去公园里玩(因为他们不便就近照应)——于是,克里斯托夫就想法子要住楼下的夏勃朗少校请孩子们到他家的花园里去。

  碰巧的机会使他们两个人见过面——只要你想找机会,机会也会找你——克里斯托夫的书桌摆在窗前。一阵风把几页乐谱吹到楼下花园里去了。克里斯托夫跑下去捡,照例没戴帽子,没扣衣服。他以为只消找找仆人,不料开门的却是女儿。他有点不好意思,就说明了来意。少妇微微一笑,请他进门,同到花园里去。他一捡起乐谱,赶快就走,少妇送他出来,刚好碰上军官回家。少校惊讶地看了一眼这个衣冠不整的不速之客。女儿笑着来做介绍。

  “啊!是你呀,音乐家?”军官说,“真高兴!我们是同行。”

  他握住他的手。他们友好地谈起来,有说有笑,谈双方给对方开的独奏音乐会,克里斯托夫独奏的是钢琴,少校独奏的是笛子。克里斯托夫要走了;但是少校不放,没完没了,东拉西扯地谈音乐。忽然一下,他打住了,说:“来看我的大炮。”

  克里斯托夫跟着他,心想自己对法国炮兵说得出什么意见,有什么兴趣呢?不料少校神气活现地给他看的,却是轮番开炮似的轮唱曲。他的这种作品可以从头到尾演奏,也可以从后往前,还可以两个人合奏,一个演奏左边一页,另一个演奏右边一页。少校是综合工科大学毕业生,对音乐一直有兴趣;但他喜欢的是要解决音乐的难题;在他看来,音乐只是一种智力游戏——其实,有一部分也的确是——于是他就想方设法提出音乐结构上的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谜底,但越找越荒唐,越找越无用。在他当军官的时候,当然没有时间培养这种嗜好;但自从退役以后,他就满腔热忱地投入了音乐之中;全部精力都花在上面,就像以前横跨非洲大沙漠追赶黑人的酋长,或者避免落入他们的圈套一样。

  克里斯托夫觉得这种猜谜的游戏很好玩,他也提出了一个更复杂难猜的谜语。军官高兴坏了;他们两个斗智比巧——一来一往,用音符组成的谜语成了一场倾盆大雨。等到他们玩完了,克里斯托夫才回到楼上的房间。但第二天一早,他又得到了邻居提出的新问题,的确令人头痛,那是少校想了半夜才想出来的,克里斯托夫赶快做出回答;但斗智并没有完,一直斗得克里斯托夫不胜厌烦,承认输了才罢。军官这下乐坏了,他把这个胜利当作对德国打了一个胜仗,洗雪了从前战败的耻辱。他请克里斯托夫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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