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里斯托夫(221)_罗曼·罗兰

二二一

　　艾斯白洁工程师也受到了克里斯托夫乐观态度的感染。然而，看不出他的习惯有什么改变：他的积习已深；不能打算要他变得进取心很强，离开法国，到国外发财去。那样要求就过分了。但他已经不再无精打采，很久以来，他曾把研究、读书、科学工作都放到一边，现在却重新感到有兴趣了。如果有人对他说，他对工作恢复了兴趣，其中多少有克里斯托夫的功劳，他会觉得大为意外；而更觉得意外的却是克里斯托夫。

　　全楼的人和克里斯托夫打交道最快的要算二楼那对小夫妻。不止一次他走过他们门外，都听见里面的钢琴声，只要是独奏而没有听众，年轻的亚诺太太还弹得满有味。于是，他送了他们几张门票，去听他的音乐会。他们自然感激不尽。从此以后，他晚上有时就到他们家里去。但他再也没听到年轻的妻子弹琴了，她太胆小，不敢在外人面前演奏；即使是一个人弹，因为知道了楼梯上听得到，她也把琴声压得很低。现在克里斯托夫来弹琴了，他们就谈得很久。亚诺夫妇谈起音乐来劲头十足，使他非常高兴。他想不到法国人会这样爱音乐。

　　“这是因为，”奥利维说，“直到目前为止，你见到的都是音乐家。”

　　“这我知道，”克里斯托夫回答说，“音乐家是最不爱音乐的人；你不能要我相信，像你这样的人法国会有很多。”

　　“总有几千。”

　　“那么，难道音乐成了流行病还是新潮流？”

　　“不是新潮流，”亚诺说，“一个人听了和谐的弦乐或自然的歌声，如果不觉得快活，不受到感动，不全身颤抖，不心荡神驰，不超凡忘我，那就表明他的心灵受了扭曲，有毛病，不正常，我们对他应该小心，就像提防小人一样……”

　　“这我知道，”克里斯托夫说，“是我的老朋友莎士比亚说过的吧？”

　　“不是，”亚诺和和气气地说，“这是我国的龙沙早在莎士比亚之前就说过的。你看，这个潮流不是昨天才在法国开始的吧？”

　　法国人爱音乐已经使克里斯托夫感到意外，爱的几乎是德国人同样爱的音乐，那就更使他大出意外了。在他开始见到的巴黎艺术家和文人雅士之中，格调高的也不过把德国大师当作外国的名家，他们不得不表示钦佩，但也只是隔岸观火，自然而然就会嘲笑格鲁克的笨拙，瓦格纳的粗野；他们和法国作曲家的精致细腻形成了对比。事实上，克里斯托夫怀疑法国人按照法国方式演奏德国作品，能不能理解德国音乐。

　　有一次他听了格鲁克作品演奏会回来，觉得非常恼火，因为这些眼明心巧的法国人给脾气不好的老头子脸上涂粉了！他们给他穿上盛装，扎上丝带，使他的节奏变得软绵绵的，使他的音乐染上了印象派的色彩，颓废派的情调……倒霉的格鲁克！他口若悬河的心灵，纯洁无瑕的德行，裸露无余的痛苦，都到哪里去了？难道法国人感觉不到吗？——直到这时，克里斯托夫才看清了：他的新朋友们对德国的古典音乐，古老歌谣，对日耳曼民族心灵的深处，都有深刻的了解，含着脉脉的温情。于是，他不免要问：他们是不是真把德国音乐家当做外人？一个法国人是不是只爱本民族的艺术家？

　　“不是这样！”他们提出意见，“这是我们的批评家盗用我们的名义，自作主张说的话，他们总是随大流，就以为我们也是跟他们一样随波逐流。其实，我们不管他们那套，就像他们不管我们一样。这些好笑的家伙要来教训我们什么是法国的民族性，什么不是！这要由我们土生土长的法国人来说！……他们来教训我们说：只有在拉摩的音乐中——或拉辛的悲剧中——而不是在其他作品中，才能看到法国。仿佛贝多芬、莫扎特和格鲁克都没有来过我们家里，没有在我们亲人的炉边和床前，分担我们的痛苦，恢复我们的希望……仿佛他们和我们不是亲如一家人似的！如果要我们说心里话，那些巴黎批评家大肆吹嘘的某个法国艺术家，在我们看来，倒真成了外国人呢。”

　　“其实，”奥利维说，“如果艺术要划分界限的话，那界限与其说是民族，不如说是阶级。我不知道有没有法国的艺术和德国的艺术；但肯定有富人的艺术和穷人的艺术。格鲁克虽然是平民中的大人物，但却属于我们这个阶级。某个法国艺术家——恕我不提他的姓名——虽然生来就是平民，却不属于我们，因为他羞与我们为伍，他心目中没有我们；我们心目中也就没有了他。”

　　奥利维说对了。克里斯托夫越了解法国人，越觉得法国的好人很像德国的好人。亚诺夫妇使他想起了亲爱的老苏兹。苏兹热爱艺术，多么纯洁，多么无私，多么忘我，对美多么崇敬！想到苏兹，他就更爱亚诺夫妇了。

　　克里斯托夫看出了不同种族的好人之间没有精神上的界限，同时也看出了同一种族的好人之间，如果说思想上有什么界限的话，那也是荒唐可笑的。多亏了他，虽然他并不是有意拉拢，高乃依神父和华德莱先生这两个看起来很难互相了解的人却交上了朋友。

　　克里斯托夫向他们两个人借书看，使奥利维不满意的是，他还随随便便把一个人的书转借给另一个人。高乃依神父并没有不高兴，他有一种直觉，虽然没有流露出来，他却感到他年轻的邻居有不自觉的虔诚心灵。华德莱先生有一本克鲁泡特金的文集，他们三个人都喜欢读，虽然喜欢的理由并不相同，却使三个人接近了。有一天，三个人偶然在克里斯托夫那里会了面。克里斯托夫还怕两个客人会说出使对方下不了台的话。事实恰恰相反，他们都客客气气。谈话的题目都没有危险：旅行的见闻，人生的经验。他们发现对方宽容厚道，都有传道说教的精神，虽然两个人都有理由灰心丧气，却又充满了不切合实际的希望。他们互相同情，却又掺杂了几分嘲讽。同情很有分寸。他们从来不谈他的基本信仰。他们很少见面，也不找见面的机会；但一见面却很高兴。

　　两个人当中，高乃依神父并不是没有独立见解的。这使克里斯托夫大为意外。他慢慢地看出了这种自由的宗教思想的伟大，这种坚强而平静的神秘主义，没有一点狂热，却渗透了神父的全部思想、他日常生活中的全部行为、他对宇宙的全部看法——这种宇宙观使他在自己身上看到了基督的存在，正如根据他的信仰，在基督身上可以看到上帝的存在一样。

　　他并不否认生命的任何力量。对他说来，圣书中的一切，无论古代的或当代的，宗教的或世俗的，从摩西到贝特罗，都是确实的、神圣的，都是上帝的语言。《圣经》只不过是内容最丰富的典型例子，正如教会是团结在上帝名义下的最高级的精英一样；但《圣经》和教会的精神，并不限于一成不变的真理之内。基督教义是基督灵活的说教。世界历史不过是神的思想不断发展的历史。

　　犹太教堂的衰落，异教世界的分崩离析，十字军东征的失败，教皇鲍尼法斯八世受到的侮辱，伽利略说地球是在令人头晕眼花的太空之中，无限小的东西比大东西还更有力量，国王的政权和政教协议的废除，这些都曾一时扰乱人心。有人拼命靠拢倾倒的大厦，有人随便抓住一块木板，随波逐流。高乃依神父却只问自己：“人的位置在哪里呢？是什么使人生存的？”因为他相信：“有生命的地方就有上帝。”——因此，他对克里斯托夫有好感。

　　而克里斯托夫呢，他也喜欢再次听到伟大的宗教心灵发出的美妙音乐。这音乐在他心中唤起了深远的回声。强者的天性中总有适应环境的能力，这是生命的本能，保存自己的本能，就像船歪时要恢复平衡，继续前进，本能会再划上一桨一样——两年来巴黎的肉欲主义引起了克里斯托夫极端的怀疑和厌恶，反倒使上帝在他心中复活了。并不是他相信上帝。他是不相信的。但他心中洋溢着上帝的精神。高乃依神父微笑着对他说，他好像他的保护神圣·克里斯托夫一样，肩头背着上帝却一点也不知道。

　　“我怎么看不见上帝呢？”克里斯托夫问道。

　　“你就像成千上万的人一样：你每天都看到上帝，却没有看出上帝来。上帝用各种不同的形式，在每个人身上显示自己——对有些人，他显示在日常生活中——对另外一些人（比如说，对你的朋友华德莱先生，就像对圣·多玛那样），他显示在有待医治的创伤中，在有待拯救的苦难中——而对你呢，他显示在理想的尊严中：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总有一天，你会看得出来。”

　　“我是自由主义者，”克里斯托夫说，“我永远不会放弃自由。”

　　“你和上帝同在就更自由了。”神父平静地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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