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里斯托夫(208)_罗曼·罗兰

二〇八

　　面对他所嘲笑的社会，他并不觉得自己理直气壮；其实，他并不能断定社会不比他更有理；于是，他就避免显得太与众不同，设法使自己表面上的言行举止不太脱离群众。但这样做也没有用，他并不能不批评他们；他的感觉敏锐，不能放过任何歪曲夸张的不自然的现象，而且又不会伪装。他对犹太人的可笑之处特别敏感，因为他了解得更清楚；虽然他思想自由，没有种族偏见，但其他种族的人却对他有偏见——因此，他身不由己，被基督教当作外人，他只好不失尊严地退避三舍，在自己的冷嘲热讽中，在对妻子的深厚感情中寻求安慰。

　　最糟糕的是妻子，也不能幸免于他的讽刺。她是一个贤妻，积极助人，忙于慈善事业。她的性格不像丈夫那么复杂，满脑子塞满了道德观念，她的责任感有点生硬，但很高尚。她的一生忧郁寡欢，没有孩子，没有特别的喜事，没有伟大的爱情，生活就靠道德信念，或者不如说，为需要而信仰。丈夫善于讽刺，自然不会抓不住她信念中自欺的那一部分（那他怎么舍得放手？）——于是，就把自己的痛快建筑在妻子的痛苦之上。

　　其实，他自己也是个矛盾的合成品。他的责任感和妻子的一样高尚，但他同时又无情地需要分析、批判，不肯上当，于是，就把迫切需要的道德信念撕得支离破碎了。他没有看出这是在挖妻子的墙脚；在毫不留情地让她垮台。等他感觉到时，他比妻子还更痛苦，但已经不可挽回了。然而，他们还是一样相亲相爱，一样工作，一样做好事。但妻子的冷漠严肃和丈夫的冷嘲热讽一样得不到好评；既然他们都不屑于张扬自己做的好事，甚至不肯泄露做好事的意图，人家就把他们的庄重当作无情，把他们的孤独当作自私。他们越感到别人对他们的看法，就越听之任之。为了不像别的犹太人那样庸俗冒昧，他们却吃了因为自尊而过于持重的亏。

　　一楼底下一层只比小花园高出几步台阶，里面住了夏勃朗少校。那是个驻扎在殖民地的炮兵军官，现在退役了；此人精力旺盛，年纪不老，在苏丹和马达加斯加打过漂亮的仗；然后忽然抛开一切，住到这里来，再也不谈军队，整天翻地种花，学吹笛子，老吹不好，发发政治牢骚，粗暴地对待自己的爱女。那是一个三十岁的女人，不算漂亮，但是可爱，专心一意侍候父亲，没有出嫁就是因为舍不得离开他。克里斯托夫从窗口往下看，时常看见他们两个。

　　自然，他对父亲不如对女儿注意，女儿下午总要到花园里来缝缝补补，坐着出神，或者随便动动，脾气很好地陪着老发牢骚的父亲。她的声音平静清脆，笑着回答嘀嘀咕咕的少校。少校却拖着脚步，在沙子路上走来走去。等到他进去了，她就坐在花园里的长凳上缝东西，一坐几个小时，一动不动，一声不出，脸上弥漫着笑容。而无所事事的军官走进房里，就像舞剑似的吹起怪声怪气的长笛，或者为了换换口味，笨手笨脚地拉起气喘如牛的手风琴来，听得克里斯托夫又好气，又好笑（这要看那天的心情如何了）。

　　这些人上下左右地住在各层楼里。花园的大门关上，外面的风吹不进来，里面的人互相也不来往。只有克里斯托夫生命力太旺盛了，需要发泄，虽然他们不知道，他却盲目而又明白无误地把自己巨大的同情施舍给他们了。他并不了解他们，也无法了解。他不像奥利维会分析人的心理。但他喜欢他们。本能使他会将心比心，为他们着想。渐渐地，神秘地，朦胧地，他意识到了这些离他既近又远的生命，体会到了居丧妇女麻木的痛苦，神父、犹太人、工程师、革命家为什么高傲孤僻，沉默寡言；信仰和柔情的黯淡而温和的火焰怎样无声无息地燃烧着亚诺夫妇的心灵；电机工人怎样天真地向往思想之光；军官如何压制反抗的心情和徒劳无益的行动；还有在丁香花下沉思默想的少妇如何逆来顺受，得到平静。但是这些心灵的无声音乐，只有克里斯托夫一个人能够领会；他们自己反而听不到，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悲哀和幻想中。

　　然而，大家都在工作，怀疑主义的老学者，悲观主义的工程师，还有神父，无政府主义者，高傲的也好，灰心的也好，都在工作。屋顶上还有补漏匠在唱歌。

　　楼内楼外，克里斯托夫发现了同样的精神孤独，即使最好的人聚在一起，也是一样。

　　奥利维介绍克里斯托夫看他常投稿的一份小杂志。杂志取名《伊索》，引用了蒙田的一段话作为箴言：

　　主人要卖伊索和另外两个奴隶。买主问第一个奴隶能做什么，奴隶为了抬高身价，说自己移山倒海，无所不能；第二个更是言过其实，胜过第一个。问到伊索，他却答道：“我什么也不能做，因为他们已经把事都做完了。”

　　这种态度，正如蒙田说的，是对“那些无限夸大自己全知全能的厚颜无耻之徒”的蔑视和反击。《伊索》杂志社中自称的怀疑派其实倒有久经考验的信心。但是在群众看来，他们这样说反话、戴假面具，当然没有什么吸引力，反而使人望而却步。若要群众支持，说话一定要简单、明了、有力、肯定。他们宁可要坚强有力的谎言，也不要软弱无力的真话。他们不喜欢怀疑主义，除非下面掩盖着粗俗的自然主义，或者是基督教的偶像崇拜。《伊索》杂志这种目中无人的怀疑主义，只有少数精英——“才子”——才能看出假面具下掩盖着的实体。因此，他们的力量完全白费，不能见之于行动。

　　他们却满不在乎。法国越民主化，法国的思想、艺术、科学似乎越贵族化了。科学藏在专门术语后面，藏在神圣的殿堂之中，戴了三重面纱，只有已经升堂入室的人才能一睹面目，比十八世纪百科全书时代都更难得其门而入。艺术——至少是为艺术而艺术或爱美的艺术——也是一样神秘难懂，蔑视群众。即使是关心行动甚于艺术，注重道德观念甚于美学观念的作家，字里行间也往往弥漫着一股难以理解的贵族气息。他们似乎宁愿保存内心火焰的纯洁性，而不肯把火炬传给别人。仿佛他们关心的不是要他们的思想风行于世，而只是要证明他们有这种思想。

　　然而，在这些作家当中，居然还有大众化的艺术家。即使是最老实的作家，也只在作品中点缀一些带破坏性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或者是在遥远的未来才会实现的真理，要等一个世纪，至少是等二十年后，这种真理才会对人有好处，但在目前，却只会腐蚀或烧伤人的心灵；还有些剧作家只描写痛苦的现实，或说反话，毫无希望或者幻想，只有悲惨的前途。克里斯托夫读了剧本之后，两天不能动弹，好像切断了腿一般。

　　“你们拿这种东西给大家看？”他问道，因为他那些可怜的观众，他们在几小时内想忘记痛苦，却得到这样痛苦的消遣，“这不是把他们活埋吗？”

　　“你放心好了！”奥利维笑着答道，“人家不会来的。”

　　“那才对头！你们真是疯了。难道你们要剥夺他们生活的勇气？”

　　“怎么？难道大家不该像我们一样看看生活悲惨的一面，再鼓起劲来尽本分吗？”

　　“鼓起劲来？我不相信。但肯定是没有劲头了。没有生活的劲头还能做什么？”

　　“那有什么办法？谁也没有权隐瞒真理。”

　　“也没有权对任何人都说出全部真理来。”

　　“这是你说的话吗？你不是不断追求真理，自认为爱真理超乎一切的吗？”

　　“是的，对我，对那些硬骨头可以说真理。但对别人，那是狠心、愚蠢。我现在看清楚了。在我国，我从来没想到过这一点。德国人不像你们这样病态地看真理，他们太看重生活了；他们只小心地看他们想看的。我喜欢你们，你们不是这样，你们有勇气，敢于直面人生。但你们不近情理。你们认为发现了真理，就公之于世，却像《圣经》中尾巴着了火的狐狸一样到处跑，不管会不会引起火灾。你们爱真理甚于幸福，令人起敬。但要牺牲别人的幸福……那可不成！你们太自以为是了。应该爱真理超过爱自己，但爱别人却应该超过爱真理。”

　　“难道该说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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