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里斯托夫(205)_罗曼·罗兰

二〇五

　　于是，克里斯托夫问奥利维：“你们的人民在哪里？怎么我看到的不是百里挑一的精英，就是百里挑一的渣滓？”

　　奥利维答道：“人民吗？他们在园子里种地。他们才不管我们呢。每一伙精英都想拉拢他们。他们却哪一伙也不理。以前，他们还肯听听，至少是为了消遣，听听这些政治骗子走江湖卖膏药。现在，他们懒得理会了。每次不投票选举的人岂止百万！让党派去打得头破血流吧！老百姓才不在乎呢。只要不打到他们田地里来就行。否则，他们恼起火来，不管什么党派都要遭殃。他们并不动手，他们只是还手，若是党派做得过火，妨碍了他们的工作或休息，他们可要搞得你晕头转向。不管你是国王、皇帝、共和党、教士、共济会员，还是社会党人，不管谁是头头，他们要求的只是消灾避害：战争呀，混乱呀，瘟疫呀——别的他们一概不管，只要让他们安安静静种地就行。其实，他们心里只想：“‘这些畜生干吗不让我安静？’

　　“而这些畜生真蠢，硬要逼得老实人拿起长柄叉来把他们赶出门去——总有一天，他们会把老板赶走的。从前，他们为大事发过火，将来还可能再发火，虽然这种傻事他们早就洗手不干了：即使再干，发火的时间也长不了；很快，他们就会回去找他们打了几百年交道的老伙计：土地。是土地把法国人和法国结合在一起，并不是法国人把人和国家结合起来的。几百年来，多少不同的民族在这块土地上肩并肩地劳动过，是土地使他们合为一体的，他们热爱的是土地。不管是福是祸，他们都不断在土地上耕种；土地上的一切，甚至一小块泥土，对他们来说都是好的。”

　　克里斯托夫张开眼睛一看，顺着大路，围着沼泽，在岩坡上，在战场上，在废墟间，无论是法国的山地还是平原，都是一片耕地，真是欧洲文明的大花园。花园无与伦比的魅力不仅在于肥沃的好土壤，还在于勤劳顽强、不知疲倦的人民，几百年来，他们一直不断地开垦、播种，使土地变得更加美好。

　　奇怪的民族！大家都说他们变化无常，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奥利维的内行眼光可以在哥特式的石像上看出今天外省人的面目；在画家的笔下认出知识分子或凡夫俗子的疲倦而无可奈何的面容；或者在勒南三兄弟的画中看出法国工农的精神和发亮的眼睛。往日的思想还在今天的心灵中流通。巴斯卡的精神也还活着，不但活在读书明理的社会精英和宗教人士身上，也活在默默无闻的中产阶级或轰轰烈烈的革命家和工会领导人心中。高乃依和拉辛的艺术对法国人说来是生气勃勃的：一个巴黎的小店员会觉得路易十四时代的古典悲剧，比当代的托尔斯泰的小说或易卜生的戏剧更加亲切。中世纪的歌曲，如法国传说的《特里斯坦》，比瓦格纳的《特里斯坦》更能打动当代法国人的心。十二世纪以来，法国花坛上不断开放的思想之花，虽然万紫千红，到底都是同根生的，和周围的野草闲花大不相同。

　　克里斯托夫太不了解法国，抓不住它万变不离其宗的本质。这五彩缤纷的景色给他最深刻的印象却是土地的支离破碎。正如奥利维说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园地；每块地都用各种各样的围墙、篱笆、栅栏隔开了。在两块地之间，最多不过有一小块公共的草地或一片小树林，或者是河这边的人不得不比河那边的人住得近一点而已。每个人都闭门关在自己的园子里，这种每个人都唯恐会失掉的个人主义——虽然他们做了几百年的邻居——看来不但没有减轻，反倒比以前更严重了。克里斯托夫不禁这样想：“他们多孤独啊！”

　　从孤独这个意义上来说，没有什么比克里斯托夫和奥利维住的房子更典型的了。这是一个社会的缩影，一个小小的法国，人都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但人与人之间没有什么联系。一所五层楼的老房子，摇摇晃晃，歪歪斜斜，地板咯吱咯吱，天花板蛀洞累累。雨会打进克里斯托夫和奥利维住的顶楼；他们不得不请人来补漏。克里斯托夫听见工人在他头上一边修补，一边谈话。有一个修漏匠叫他们又好气，又好笑；他一刻不停地自言自语，又笑又唱，说些废话，吹着口哨，一边补漏，一边和自己谈天；要不说出他在干什么，他什么事也干不成：“还得再敲一个钉子。我的工具到哪里去了？我敲了一个钉子。我敲了两个。还得再敲一下。得了！老伙计，行了吧……”

　　克里斯托夫弹琴的时候，那个补漏匠静听了一会儿，然后口哨吹得更响了；一听得来劲儿，他就用重锤在屋顶上打拍子，气得克里斯托夫爬上交椅，把头伸出天窗，想要骂他，但一见他骑在屋脊上，满脸快活的神气，满嘴的钉子，不由得笑了起来。工人也跟着笑了。克里斯托夫忘了自己的怨气，反倒随便和他谈天。最后，他想起了自己为什么把头伸到窗外，就问：“喂！我说，我弹琴不妨碍你吧？”

　　补漏匠说不碍事，但求他不要弹慢板，因为他跟着音乐拍子工作，拍子一慢，工作也慢了。他们分手的时候成了朋友。在短短的一刻钟之内，他们谈的话比克里斯托夫在六个月里和邻居谈的话都更多。

　　每层楼有两套房间，一套有三间房子，一套只有两间。没有用人住的下房，每家都是自己干家务，只有底层和一楼的房客除外，他们一家住了两套房子。

　　在五楼，和克里斯托夫和奥利维同住一层的邻居是高乃依神父，大约四十岁，很有学问，思想开放，胸怀开阔，原来在一个大修道院讲解《圣经》，近来因为思想太新，受到罗马谴责。他接受了批评，但是心里并不认输，只是一言不发，也不公开论战，免得满城风雨，宁可忍辱负重，也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克里斯托夫不能理解这种听天由命的反抗方法。他要找神父谈话，但神父客客气气、冷冷淡淡，闭口不谈真心话，只是咬紧牙关，忍气吞声，来维护自己的尊严。

　　在下一层，就是两个朋友那套房子下面，住着艾利·艾斯白洁一家：丈夫是工程师，妻子生了两个女儿，大的十岁，小的七岁，都是高尚的人，给人好感，老是闭门谢客，尤其因为经济不宽裕，不好意思见人。妻子年轻，勇敢地承担了家务，累得要命，她并不怕，再累一倍也不在乎，但是她怕人家知道他们的家境，这种心情又是克里斯托夫难以理解的。他们是新教徒，是法国东部人。几年以前，他们两人卷入了狂风暴雨似的横扫全国的德莱弗斯案件；他们为了这个案子，就像成千上万法国人一样，七年来热情奔放，如醉如狂，几乎神魂颠倒了。他们牺牲了休息时间、经济地位、社会关系，甚至不惜和最亲密的朋友决裂，差不多连身体都搞垮了。

　　有几个月，他们吃不下，睡不着，抓住翻来覆去讨论过的题目，争个没完没了，就像发了神经病似的；虽然他们胆小，怕闹笑话，还是一样参加游行，在大会上发言；回到家里，他们精神恍惚，心惊肉跳；到了夜晚，两个人都一起哭了。他们全心全意投入战斗，消耗了这么大的劲头，这么多的热情，等到取得了胜利之后，他们已经打不起劲头来欢欣鼓舞；他们觉得筋疲力尽，空空如也，几乎连生活的力气都没有了。

　　大家原来的希望那么高，牺牲的热情那么纯，取得的胜利比起当初的梦想来简直显得微不足道。他们心地如此单纯，似乎只容得下一条真理，政治上的交易，主角们的妥协，使他们觉得痛苦失望。他们本来以为他们的战友都是为了正义而慷慨激昂地进行战斗的——哪里知道敌人一打倒，他们立刻争夺名位，践踏正义，现在轮到他们了！……只有少数人不忠于他们的信仰，他们穷苦、孤立，为党派所抛弃，也抛弃了党派。他们默默无闻，与世隔绝，闷闷不乐，萎靡不振，灰心失望，厌恶人类，厌倦生活。艾斯白洁工程师和他的妻子就是这一类胜利的失败者。

　　他们在楼里不声不响，像生了恐惧病似的怕打搅邻居，尤其是因为他们给邻居打搅怕了，却又不愿诉苦，唯恐丢了面子。克里斯托夫可怜他们的两个小女儿，她们劲头一来，就高兴得要叫，要跳，要笑，但是时时刻刻受到压制。他们很疼孩子，只要在楼梯口碰到她们，总要表示亲热。女孩子一开始有点害羞，不久就和克里斯托夫搞熟了，他总有笑话给她们讲，总有糖果给她们吃；她们对父母谈到他；父母开头却把他的好心当作坏意，尤其厌恶他的钢琴太响，楼上东西搬来搬去，闹得鬼神不安——因为克里斯托夫在房间里闷得慌，就像关在笼子里的熊一样转来转去——后来见他襟怀坦白，没有坏心眼儿，也就对他有了好感。不过他们谈话还是不容易谈得拢。

　　克里斯托夫有点粗鲁的神气，有时会使艾利·艾斯白洁吓一跳。工程师总要有所保留，对人总要保持一段距离，但没有用，这个年轻人脾气好，性子急，瞪大了两只亲热的眼睛瞧着他，他能怎么办呢？克里斯托夫东一句、西一句，也能从邻居嘴里挖出真心话来。艾斯白洁兴趣广泛，勇气也有，只是无动于衷，郁郁寡欢，听天由命。他能不失尊严，忍受艰苦的生活，但是不肯改变现实。他的行为仿佛是要说明他悲观得有道理。有人请他去巴西经营一个企业，有利可图；但是他谢绝了，怕那边的气候不好，会有害于家里人的健康。

　　“那就把他们留下好了，”克里斯托夫出主意说，“你一个人去，不是可以挣钱养家吗？”

　　“把他们留下！”工程师叫道，“那只是没有孩子的人才想得出来的主意。”

　　“即使我有孩子，我也会这样想。”

　　“那怎么行！那怎么行！……再说，还得远离家乡！……那可不成。我还是宁愿在这里受罪。”

　　克里斯托夫觉得难以理解的是：这样在一起拮据度日怎么可以算是爱家乡、爱家人。奥利维却能理解。

　　“你想想看，”他说，“何必远离亲人，冒着死在外国的危险呢？世上没有什么事比这更可怕的了。再说，还不知道有几年好活，犯得着这样折磨自己吗？……”

　　“为什么一定要想到死呢？”克里斯托夫耸耸肩膀说，“即使要死，那为争取亲人的幸福而死，不是比麻木不仁、自生自灭好得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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