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里斯托夫(176)_罗曼·罗兰

一七六

　　他不太懂；想要了解，就要她谈。她又谈不出个名堂，只是说生活单调，过日子不容易。但她并不强调困难；工作难不倒她，已经成了一种需要，甚至是种乐趣。其实，压在她心上最沉重的是生活无聊。她虽然不说，他也猜得到。慢慢地，他看出了她的心事，他对她的同情产生了一种直觉，这场病更增加了他的同情，而一回忆起他亲爱的妈妈也有过同样的生活，受过同样的苦难，他的同情就变得更深刻了。他仿佛自己也在过这种沉闷无聊、并不健康自然的日子——这是资产阶级社会强加给一般用人的生活，这些主人并不坏，只是不关心而已，他们往往几天不和用人说一句话，只叫她干活，一连几个小时，在不大通风的厨房里，只有一个天窗，还给一个食品柜挡住了，天窗对面只是一堵肮脏的白墙。主人随便说上一句菜的味道不错，或者是肉烧得好，那就是天大的喜事。

　　生活在墙壁之间，空气不新鲜，前途不光明，没有一线希望，一点打算，一丝兴趣——最糟糕的是：主人全家下乡过假期去了。他们为了省钱，不带她去；只给她工钱，却不给回家的路费；若要回家，就得自己掏腰包。她不想回家，也没有钱去。于是，她一个人待在空荡荡的房子里。她也不想出去，甚至不愿和别的用人谈话，她有点瞧不起她们，因为她们粗俗，低级下流。她不出去找快活；她的性格庄重、节俭，出去怕会碰到坏人。

　　她只坐在厨房里或卧室内，看到窗外净是烟囱，还看得见医院花园里一棵大树的顶端。她不看书，只好找活干，或者发呆，无聊得哭了，哭倒成了发泄。她特别会哭，哭个没完没了，哭完反而痛快，几乎成了一种乐趣。有时无聊得太厉害，连哭都哭不出来，心好像结了冰，人好像死了。然而物极必反，她又重新振作起来，自动地恢复了生机。她想起了妹妹，听到了远处的手风琴声，又不知道想到哪里去了。她计算了半天，做一件事需要多少时间，赚一笔钱需要多少日子，她老是算错，又从头来过；一直到睡着才罢。日子就这样过去了……

　　苦闷发泄之后，她也会有孩子般快活的时候。她笑别人，也笑自己。她并不是看不出主人的苦闷，他们游手好闲，自寻烦恼；女主人则想入非非，忧郁莫名，她都不以为然；他们自命高人一等，所谓高雅不过是对一幅图画，一曲音乐，一本诗集感到兴趣而已。她的常识虽然是粗线条的，但既不像巴黎女用人那样装模作样，也不像外地老妈子那样糊里糊涂，越不懂反倒越羡慕；她对弹琴、谈天这种文人雅事，总是敬而远之，她觉得这些事完全无用，甚至可厌，却在他们自欺欺人的生活中占了重要的位置。她不免不声不响地把自己的现实生活和他们的奢侈生活作个比较，觉得他们的喜怒哀乐都是无事生非。然而，她并没有反感。世界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她得承认现实，既有坏人，也有傻瓜。她说：“要有各色人等，才成其为世界。”

　　克里斯托夫以为是宗教信仰在支持她；但有一天，谈到更有钱更快活的人时，她却说：“到头来大家都是一样，总有那么一天。”

　　“什么时候？”他问道，“是不是要等到社会革命之后？”

　　“革命？”她说，“那河里的水还不知道要流掉多少呢。我可不信这一套。不过，反正大家将来总是一样的。”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当然是死了以后！那不是谁也一样了吗？”

　　他看到她这样满不在乎的现实主义，不免吃了一惊。他不敢问：“要是只有今生而没有来世，那你一辈子过着这样的生活，而别人却过着快活的日子，你不觉得恼火吗？”

　　她似乎猜到了他心里的话；接着又无可奈何，说反话似的说：“一个人总得听天由命。不能每个人都中头彩呀。既然命不好，只好认了！”

　　她甚至不想到外国去（虽然有人找她去美洲），可以多挣一点钱。她脑子里根本没有要离开本土的念头。她老是说：“天下石头一般硬。”

　　她内心深处有听天由命的思想，对什么都不信，都笑笑算了。她是那一种法国人，没有多少信仰，甚至根本没有，从来不大考虑为什么要活着，但生命力却特别强——她是那一种乡下人，手脚勤快，心里麻木，既不满意，也不反感，既不热爱生活，也不放过一天，用不着别人说长道短，就有过日子的勇气。

　　克里斯托夫还没见过这种乡下人，发现这个单纯的女人对信仰不感兴趣，觉得很奇怪；看到她这样固执地过着没有乐趣、没有目标的生活，觉得真是难为她了，尤其是她的道德观念并没有什么依靠，却能够坚挺得住，更加难得。直到这时以前，他了解的法国平民都是从自然主义的小说和当代小文人的理论中读到的，这些文人反对上个世纪的田园诗和革命文学，把自然人说成是做坏事的野蛮人，这样一来，他们违反自然做出来的坏事反倒成了合理合法的了……他意外地发现西杜妮老实得到了毫不妥协的地步。

　　这不是个道德问题，而是个本性和自负的问题。她有贵族式的自负。如果以为平民就是平庸，那就错了。平民也有贵族，正如上流人也有下流的灵魂一样。贵族就是本性纯洁、可能血统也比别人纯洁的人，他们自己知道，并且意识到自己与众不同，而且不屑降低身份去与大众为伍。他们人数不多，但即使他们脱离群众，也看得出他们高人一等，只要他们在场，别人就不敢轻举妄动。别人不得不学他们，至少也得装装样子。每个省份，每个村镇，每个团体，显示出来的都或多或少是当地贵族的面貌；当地的舆论反映的也是贵族的意见，有的太严，有的太宽。

　　目前，大多数人滥用的权力并不能使这少数人不露声色的权威失效。更危险的倒是这些贵族离乡背井，分散到遥远的大城市中去。即使他们移民到了异乡，离群索居，这些贵族的个性还是依然故我，不会为环境所同化——克里斯托夫在巴黎的所见所闻，西杜妮几乎一无所知，并且也不想知道。报纸上的色情文学就像政治新闻一样，对她没有什么影响。她甚至不知道有个平民大学；即使知道了，她也不会关心，就像她不关心传道说教一样。她做自己的工作，想自己的事；不管别人想些什么。克里斯托夫说她这样很好。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她说，“我不过是跟大家一样罢了。你难道还没有见过法国人？”

　　“我在法国人当中生活了一年，”克里斯托夫说，“还没有碰到一个不想吃喝玩乐，或者不跟着吃喝玩乐的人。”

　　“不错，”西杜妮说，“你见到的只是有钱的人。有钱的人到处都是一样的。其实，你还是什么都没有见到。”

　　“那好，”克里斯托夫说，“我就从头再来吧。”

　　于是，他头一回隐隐约约见到了法国人民，这个民族给人永恒存在的印象，他们和土地打成一片，他们见过多少征服这块土地的民族，多少不可一世的主宰者，但是如今安在？而法国人民却永远存在。

　　他现在身体好一些，开始下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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