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里斯托夫(150)_罗曼·罗兰

一五〇

　　没有当代的德国音乐，只有理查德·施特劳斯是个例外，因为他比别人考虑更周到，每年都要亲自来对巴黎听众演奏他的新作品，使他们不得不听。至于比利时的乐曲，没有。捷克的乐曲，也没有。最奇怪的是：几乎没有当代法国音乐——然而大家谈起来却用些神秘的字眼，仿佛是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克里斯托夫很想听听，他很好奇，没有成见，只想了解新事物，欣赏天才的杰作。但不管他怎样费劲，结果也没听到，因为他不能把三四支细腻冷淡、精心雕琢的曲子当作法国现代音乐的代表，所以他也没有怎么注意。

　　克里斯托夫在发表自己的意见之前，先要了解一下音乐界的评论。

　　这可不太容易。评论界是各自为政的。不但是各个音乐杂志互相攻击，嬉笑怒骂，都成文章；就是同一个刊物也自相矛盾，一篇文章攻击另外一篇，前言不对后语。如果从头到尾都看一遍，会看得人头昏脑涨。幸亏每个编辑只读自己的文章，而读者却一篇也不看。但克里斯托夫要对法国音乐有个准确的了解，就每篇文章都要啃上一遍；啃后对这个民族满不在乎地放浪形骸之外，若无其事地应付重重矛盾，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不禁大为意外。

　　在分歧的意见中，最使他惊讶的是评论家教训人的口气。谁说法国人可爱，是什么也不相信的空想家？克里斯托夫见到的却是穿着音乐的奇装异服，不懂装懂，装得比莱茵河彼岸的德国人还更懂音乐的评论家。

　　在那个时候，法国的评论家下决心要学音乐，他们都有自己的见解；他们居然肯花工夫来思考艺术问题，而且是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当然，这些人都不出名，他们只能蜷缩在自己的小天地里；除了一两个例外，报纸并不发表他们的评论。他们是些好人，有头脑，有兴趣，但他们脱离了社会，这有时会使他们反常。他们养成了自言自语的习惯，这使他们评论时不够宽容，说话啰唆。另外还有些人只在仓促之间学了一点基础的和声学；对入门的知识已经觉得高深莫测，于是，就像一个文盲刚学了语法规则一样，妙不可言：“德，阿，达。佛，阿，法。勒，阿，拉……多妙啊！会一点什么多好啊！……”

　　他们谈的只是主题和对位，泛音和结合音，九度音程和大三度音程等等。只要他们说出了一页乐谱上的一组和声，他们就扬扬自得地擦擦额头上的汗，以为他们已经说清了这一部作品，几乎以为作品是自己写的了。说老实话，他们只不过是像中学生在分析拉丁文法一样，用课本上的名词翻来覆去而已。即使是最好的评论家也很难把音乐看成是灵魂脱口而出的语言，如果他们不把音乐当作图画的附属品，就把音乐的地位定在科学的外围，贬低得成了拼凑和声的问题。这样有学问的人自然要挑剔过去的音乐大师。于是，他们指摘贝多芬的错误，要打瓦格纳几大板。至于柏辽兹和格鲁克，那更不在话下。按照当时的风气，他们简直目中无人，只看得见约翰—赛巴斯蒂安·巴赫和克洛德·德彪西。而巴赫最近几年给大家乱捧，也开始显得卖弄学问，顽固不化，可以说是有点宠坏了。出色的评论家又神秘莫测地捧出了拉摩和伟大的哥波冷了。

　　在这些有学问的人之间引起了历史性的争论。他们都是音乐家；但他们又不是同一派的，而且每一次都认为只有自己那一派正确，并且大骂对方是笨蛋！他们互相谩骂，说对方是冒牌文人，假充学者；给对方戴帽子：唯心主义或唯物主义，象征主义或真实主义，主观主义或客观主义。克里斯托夫暗暗叫苦：早知如此，何必从德国到巴黎来，再听一次在德国听过的争论呢？他们不但不感激不同的音乐给他们带来的乐趣，反而不能容忍不同方式的音乐；这时，一场新的激烈争论使音乐家两军对垒：一军是对位派，一军是和声派。就像大头派和小头派的争论一样无聊，对位派坚决认为音乐是空间性的，和声派却认为音乐是时间性的。

　　一派只谈味道美妙的和音，落口消融的并列和弦，令人口角生津的和声，他们谈到音乐就像在谈蛋糕店。另一派却不许人只谈耳朵，他们认为音乐是篇演说，是正在开会的议院，议员们可以同时七嘴八舌，不管别人说些什么，一直等到自己说完为止，别人听不见那是活该倒霉！反正第二天公报上会发表，谁都可以去读：乐曲本来就是写来读的，不是听的。克里斯托夫头一回听到空间派和时间派的争论时，简直以为他们疯了。人家问他是支持时间先后派，还是空间前后派，他就以不变应万变的老一套说：“诸位先生，我是大家的对头！”

　　人家坚持要问：“音乐的和声与对位，哪一样更重要？”

　　他回答说：“音乐最重要。让我看看你们的音乐作品吧？”

　　关于他们的音乐，他们大家的意见倒是一致的。这些大无畏的音乐战士，在他们不攻击名垂千秋的古人时，就互相攻击，但为了一种共有的热情——那就是音乐方面的爱国心——他们却化敌为友了。对他们说来，法国是一个在音乐上伟大的民族。他们七嘴八舌地说德国已经没落——这样说没有伤害克里斯托夫。他自己早就严厉地批评过德国，所以说真心话，他并不能反驳这个结论。但说到法国音乐的优越性却使他有点吃惊，因为说老实话他在过去的历史上看不到法国留下了多少痕迹。然而法国音乐家硬说他们的艺术在非常遥远的过去就已经是令人钦佩的。为了吹捧法国古代的音乐，他们甚至不惜贬低法国上个世纪的大师，只有一个大师例外，那却是一个纯粹的比利时人。

　　处决了近代音乐之后，他们就可以恣意吹捧古代的大师了。其实这些古人早已被人遗忘，有些大师根本就是无名之辈。法国的世俗学派认为一切都应该从法国大革命算起，音乐家却相反，认为大革命不过是山脉中的一个山头，应该登上山顶去看看山后的高山，音乐的黄金时代，艺术的理想世界。在长时间的销声匿迹之后，黄金时代又要重新出现了，理想世界的围墙就要土崩瓦解，音乐的魔术师又要使不可思议的春天百花齐放；音乐的老树又要吐出嫩芽新叶；在和声的花坛上，奇花异葩睁开了笑眼来欢迎新生的曙光；人们已经听到淙淙的泉水声和潺潺的溪水声在歌唱……这真是一首田园诗。

　　克里斯托夫听得心旷神怡。但他一看巴黎戏院的广告，看到的名字总是梅耶贝尔、古诺、马斯涅，甚至还有他太熟悉的玛斯加尼和雷翁加伐罗；他就问他的朋友：难道这种不知羞耻的音乐，这些丧魂失魄的女人，这样矫揉造作的纸花，这类出卖脂粉香水的商店，就是他们所说的迷得人神魂颠倒的乐园？他们气得大叫：说那是没落时代的遗迹，现在已经没有人提了——但事实上，喜剧院正在演《乡村骑士》，歌剧院正在演《巴耶斯》；马斯涅和古诺的作品最流行；《迷娘》《胡格诺教徒》和《浮士德》这三位一体的歌剧已经欢天喜地演上了一千场——不过这在他们看来都无关紧要；他们睁开眼睛不看事实。不识好歹的事实居然胆敢打破他们的理论，他们最简单的办法是否认事实。

　　法国评论家否认这些不知羞耻的作品，否认为作品鼓掌的听众；不消再往前走几步，他们就要否定整个的音乐歌剧了。在他们看来，歌剧是文学作品的一类，所以是不纯的。（因为他们都是文人，只好一口咬定自己不是。）一切表现的、描写的、启发的音乐，总而言之，一切言之有物的音乐都被贴上了“不纯”的标签——每个法国人心里都有个罗伯斯庇尔。他不把一个人或一件东西送到断头台上去，就认为他不纯——伟大的法国评论家只承认纯音乐，而把一切不纯的都说成是下里巴人。

　　克里斯托夫想到自己的趣味不纯，未免泄气。但看到瞧不起歌剧的音乐家都在为歌剧院作曲，甚至没有一个不写歌剧的，他才放了一点心——当然，他们写不纯的歌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按照他们提出的纯音乐标准，来对他们做出评价。于是，克里斯托夫就来寻找他们的纯音乐。

　　丹沃斐·古耶带他去听了几次一个民族艺术协会举办的音乐会。法国的音乐新星都在这里受到长期的训练和培养。这是一个艺术团体，一个小教会，里面有许多礼拜堂。每个礼拜堂都有自己崇拜的圣人，每个圣人都有自己的信徒，每个信徒都说其他圣人的坏话。在这些圣人之间，克里斯托夫起初并看不出什么大分别。因为他搞惯了的艺术和新派音乐完全不同，理所当然，他对新派音乐一点也不懂，偏偏他又以为自己懂得，那就更不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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