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里斯托夫(109)_罗曼·罗兰

一〇九

　　新的打击把克里斯托夫压垮了。他越读越冒冷汗，一读完简直要发疯。他要跑到报馆去，但母亲把他挡住了，怕他闹出乱子，而这并不是过虑。他自己也怕出事，感到若是去了，难免会闯下祸来，于是，就没有去，但却做了另外一件蠢事。他怒冲冲地写了一封信给记者，用伤人的语言责备他的行为，否认文章和自己有关，并且和社会党闹翻了。这封信没有发表。克里斯托夫又写信给报馆，要求登他的信。报馆把他在采访前的来信副本寄上，信中的话证明文章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并且问他要不要两封信同时发表。他感到自己跳不出人家的掌心。倒霉的是，他在街头偏偏碰到了那个采访他的记者，他不免说些瞧不起人的话。第二天，报上发表了一篇侮辱性的短评，说宫廷里的奴才，即使扫地出门了，还是改不了奴性。再加上三言两语，影射最近发生的事，使人一望而知说的是克里斯托夫。

　　等到大家都看得一清二楚，克里斯托夫已经没有靠山了，他忽然一下发现：他的冤家对头像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多得出人意料。所有他直接或间接伤害过的人，不管他是进行过个人批评，或者是反对过他们的意见或低级的趣味，现在都群起而攻之，变本加厉地进行报复。而广大的群众，克里斯托夫本想使他们摆脱麻木的状态，现在他们冷眼旁观，心满意足，看到大家教训这个狂妄的年轻人，他居然不知天高地厚，胆敢改变公共舆论，打扰好人的睡眠。克里斯托夫已经掉下水了，大家还要使劲把他的头按下水去。

　　但他们并不是同时出马的，而是由一个人先来探测阵地。如果克里斯托夫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他就加重打击。接着别人来了；然后全军出动。有些人只是好玩，来凑热闹，就像小狗喜欢在干净的地方撒尿一样，那是些不够格的记者，喜欢三五成群，到处乱窜，为了掩饰他们的无知，就对胜利者大捧其场，对失败者大加口诛笔伐。有些人，把理论当成重量级的炮弹，抨击起来震耳欲聋，大炮所过之处，有死无生，这是些大评论家，他们的评论能左右生死。

　　克里斯托夫总算走运，他从来不看报。有几个关心他的朋友特意把骂得最凶的报纸寄来。他却让报堆在桌上，懒得打开来看，一直等到最后，有一篇红色花边的文章引起了他的注意。文章说他的歌曲像野兽的吼声，他的交响曲是疯人院的出品，他的艺术是歇斯底里的，时紧时松的音调是要人看不出他心灵的干枯和思想的空虚。这个大名鼎鼎的评论家最后下结论说：

　　克拉夫特先生近来作为记者写过一些文章，文笔拙劣，趣味低级，荒谬绝伦，引起了音乐界的轰动。当时有人好意劝他还是专心作曲为妙。但从他最近作出的乐曲看来，那些好心的劝告完全错了。克拉夫特先生写的文章肯定比他作的曲子要好得多。

　　读了这篇评论，克里斯托夫一个上午也不能安下心来工作，他又去找其他骂他的报纸，觉得泄气也要泄个痛快。不料路易莎有个脾气，要把乱七八糟的东西收拾“一干二净”，就把报都烧了。他开始有点恼火，后来反倒觉得这样更好；索性把登这篇评论的报纸也交给母亲，说早就该把这张报纸一起烧掉。

　　但是还有使他感到更沉重的打击。他写了一首四重奏，把手稿寄给法兰克福一个有名的音乐团体，结果遭到了一致否决，但并没有解释原因。他写了一首序曲，科隆有个乐队似乎有意演出，但让他等了几个月之后，却给退了回来，说是不能演奏。最沉重的打击来自本城的一个音乐团体。乐队指挥于弗拉脱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音乐家，但像许多指挥一样，他没有好奇创新的精神：只有他那一类人特别能适应的守旧惰性，对于已经成名的作品，他可以翻来覆去地演奏，但对任何真有新意的作品，他却避之唯恐不及，仿佛怕会烫伤一样。他不知疲倦地组织贝多芬、莫扎特，或是舒曼的音乐会，在这些人的作品中，他只要随波逐流，顺着自己熟悉的节奏演奏就行了。

　　但相反的是，他根本不能容忍当代音乐。他不敢公开承认，反倒说自己欢迎年轻的人才，而实际上，如果有人送来一部模仿古代大师的作品——一部从五十年前的新作移植过来的作品——他会非常高兴接受，甚至还引以为荣地硬向社会推荐。这不会妨碍他演奏的秩序，也不会破坏大家习以为常的感动方式。但恰恰相反，如果有人可能打乱他美妙的安排，或者出现焕然一新的面目，那他却会既蔑视又憎恨的。如果创新的作家没有机会脱颖而出，那他只会蔑视。如果新人有可能成功，那他就会憎恨——当然，一直要恨到新人功成名就为止。

　　克里斯托夫谈不上功成名就，还差得远呢。因此，当人家通过间接的途径告诉他，于弗拉脱先生愿意演奏他的作品，他觉得大出意外。他认为自己没有理由可以得到这种荣幸，因为这位指挥是勃拉姆斯的好朋友，还有他的几个朋友在杂志上挨过克里斯托夫的批评。但克里斯托夫自己是个好人，于是将心比心，以为对方也和自己一样宽宏大量。他猜想他们看到他受欺侮，要表示他们并不计较微不足道的恩怨，于是，他感动了。他写了一封感情洋溢的信给于弗拉脱，并且寄去了一首交响诗。对方要秘书回了一封冷冷淡淡、客客气气的信，说是寄来的乐谱已经收到，但根据乐团的规定，交响诗要先交乐队试演，然后才能公开演出。规定就是规定。克里斯托夫只好低头照办。再说，这纯粹是一套手续，免得业余作曲家的粗制滥造来滥竽充数。

　　两三个星期之后，克里斯托夫得到通知，他的作品要预演了。照规矩说，预演是不公开的，连作曲家本人也不能到场。但天下事都有通融的余地，作曲家总是在场的，只是不露面而已。大家都知道他来了，但大家又都装作不知道。到了那一天，一个朋友来找克里斯托夫，把他领进了排演厅，他就坐在一个包厢里。他感到奇怪的是，这个不公开的预演会却坐满了人，至少在楼下，有一大堆音乐爱好者、有闲阶级和评论家，走来走去，有说有笑。乐队却要装着不知道他们的存在。

　　开始演奏的是勃拉姆斯的《狂想曲》，有女低音独唱，男声合唱，乐队伴奏，主题是歌德的《冬游哈尔茨山》里的一段。克里斯托夫讨厌这部作品堂而皇之的感伤情调，以为这也许是勃拉姆斯派客客气气地报复他的一种方式，勉强他再听一遍他不客气地批评过的一支曲子。一想到这点，他不由得笑了；更使他觉得好笑的是，在《狂想曲》之后，又演奏了两个知名音乐家的作品，也是受到过他攻击的；报复的用意似乎无可怀疑了。他不免做了个怪相，一想到这并不是暗箭伤人，音乐虽然不佳，公开的报复倒未可厚非。于是，大家对勃拉姆斯派热烈鼓掌的时候，他也不由衷地拍了两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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