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利斯朵夫(31)_罗曼·罗兰

三一

　　可是克利斯朵夫沉着脸，心绪恶劣，冷冷的回答了一声“您好”，就去坐在一旁生气。老人家继续问下去，提到些比较实际的事，孩子的回答只有唯唯否否。家里别的人也插进来问长问短：克利斯朵夫可愈来愈拧着眉头，一字一句差不多全得从他嘴里硬逼出来，终于约翰·米希尔发脾气了，说出难听的话。克利斯朵夫也不大客气的顶回去，结果闹得不欢而散。老人砰的一声带上了门，走了。这些可怜虫所有的乐趣都给克利斯朵夫破坏了，而他们也完全不了解他恶劣的心绪。他们奴颜婢膝的精神，可并非他们的过失！他们根本没想到另有一套做人的方法。

　　于是克利斯朵夫变得深藏了；虽然对家人不下什么判断，他总觉得自己跟他们隔着一道鸿沟。当然，他也夸张这种隔膜的情形；因为即使思想不同，要是他能推心置腹的跟他们谈一谈，他们也不见得不了解他。然而父母与子女之间要能彻底的推心置腹，哪怕彼此都十二分的相亲相爱，也极不容易办到：因为一方面，尊敬的心理使孩子不敢把胸臆完全吐露；另一方面，有自恃年长与富有经验那种错误的观念从中作梗，使父母轻视儿童的心情，殊不知他们的心情有时和成人的一样值得注意，而且差不多永远比成人的更真。

　　克利斯朵夫在家里看到的客人，听到的谈话，使他和家人隔离得更远了。

　　上他们家来的有曼希沃的朋友，多数是乐队里的乐师，喜欢喝酒的单身汉，并不是坏人，但俗不可耐；他们的笑声和脚声使屋子都为之震动。他们爱好音乐，但议论音乐时的胡说八道的确令人气恼。孩子的感情是含蓄的，那些大人兴高采烈的恶俗的表现把他伤害了。遇到他们用这种态度来称赞他心爱的乐曲，他仿佛连自己也受了侮辱，便浑身发僵，脸都气白了，装出一副冰冷的神气，好似对音乐全无兴趣；要是可能，他竟要恨音乐了。曼希沃说他：

　　“这家伙没有心肝，没有感觉。不知他这种性格像谁。”

　　有时他们一起唱着四部合唱的日耳曼歌，和声极平板，速度极慢，又笨重，又一本正经，跟那些唱的人一样。克利斯朵夫便躲在最远的一间房里对着墙壁咒骂。

　　祖父也有他的朋友：大风琴师，地毯匠，钟表匠，低音大提琴手，全是些多嘴的老头儿，永远说着同样的笑话，无休无歇的讨论艺术，政治，或是当地世家的家谱，——他们的兴趣并不在于所讲的题目，只要能说话，能找到说话的对手就高兴了。

　　至于鲁意莎，她只跟几个邻居的妇女来往，听些街坊上的闲言闲语；每隔相当时候，也有些“好心的太太”，说是关切她，跑来约她在下次宴会中帮忙，同时还越俎代庖，顾问孩子们的宗教教育。

　　所有的客人中，克利斯朵夫最讨厌丹奥陶伯伯。他是约翰·米希尔前妻克拉拉祖母的前夫之子，跟人家合开一个做非洲与远东贸易的商号。他可以说是新派德国人中的一个典型：一方面对民族古老的理想主义冷嘲热讽的表示唾弃，一方面因为国家打了胜仗，特别崇拜强权与成功，而那种崇拜，正显出他们是暴发户，最近才领略到强权与成功的滋味。但要改换上百年的民族性是不能一下子办到的，所以被压制的理想主义，随时会在言语，举动，道德习惯，和日常生活中动不动引用歌德的名句等等上面流露出来。那真是良心与利害观念很古怪的混合品，也是一种很古怪的努力，想把旧时德国中产阶级的道德和新式商人的不顾廉耻加以调和：这种混合，老带着不可向迩的虚伪的气息，因为它结果把德国的强权，贪心，利益，作为一切权利，一切正义，一切真理的象征。

　　克利斯朵夫耿直的天性受不了这一套。他不能判断伯父是否有理；可是他瞧不起他，觉得他是敌人。祖父也不喜欢那种观念，反对那些理论，但他要不了三言两语就被驳倒了，因为丹奥陶口齿伶俐，老人气度宽宏的天真，在他嘴里马上会变得幼稚可笑。结果约翰·米希尔也对自己的好心肠引以为羞了；甚至为表示他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么落伍，也学着丹奥陶的口吻，但他说来总不是味儿，连自己都觉得别扭。

　　可是不管他心里怎么想，丹奥陶毕竟威风得很；而老人对一个在实际事务上能干的人素来很尊敬，尤其因为自己绝对没有这等才具，所以更羡慕不止。他巴望孙儿之中也有一个能爬到那种地位。曼希沃也有这意思，决心要洛陶夫走伯父的路。因此全家都奉承这位有钱的亲戚，希望他将来帮忙。他知道人家少不了他，便借此机会大模大样的摆架子：什么都得顾问，什么都要批评，毫不隐瞒他轻视艺术和艺术家的心理，甚至故意摆在脸上，羞辱那些当乐师的亲戚。他嘴里肆无忌惮的刻薄他们，他们居然厚着脸跟着他笑。

　　克利斯朵夫尤其被伯父作为嘲笑的目标；他可是不能忍耐的。他一声不出，咬着牙，沉着脸。伯父又拿这种不声不响的气愤开玩笑。有一天丹奥陶在饭桌上把他折磨得太不像话了，克利斯朵夫不由得心头火起，对他脸上唾了一口。那可真是件骇人听闻的事了。伯父先是愣了一愣，然后气势汹汹的破口大骂。克利斯朵夫也给自己的行为吓呆了，连雨点般打在他身上的拳头都不觉得；可是人家要拉他跪在伯父前面的时候，他就拚命挣扎，推开母亲，逃到屋外去了。

　　他在田野里乱窜，直跑到气都喘不过来方始停下。他听见远远的有叫唤他的声音；他心里盘算：既不能把敌人摔在河里，要不要自己跳下去。他在田里睡了一夜。天亮的时候，他去敲祖父的门。老人为了克利斯朵夫的失踪急坏了，一夜不曾阖眼，再没勇气埋怨他。他送他回家；大家看他那么紧张，便绝口不提昨天的事；而且还得敷衍他，因为晚上要到爵府里去弹琴。可是曼希沃唠叨了几个星期，口气之间并不指定谁，只抱怨着说，要希望那些没出息的、教你丢脸的人，看到品行端方、循礼守法的好榜样而觉悟，真是太难了。至于丹奥陶伯伯，在街上碰到克利斯朵夫的时候，便掉过头去，掩着鼻子，表示痛心疾首。

　　在家里既得不到什么同情，他便尽量的不待在家里。人家不断加在他身上的约束使他非常痛苦：要他尊重的人物跟事情太多了，又不许他追问理由；克利斯朵夫可是生来不知忌惮的。人家越想要他驯服，做个循规蹈矩的德国小布尔乔亚，他越觉得需要摆脱羁绊。在乐队里或爵府里，一本正经的，无聊透顶的受够了罪，他只想和小马一样在草里打滚，也不管什么新短裤，就从绿草如茵的山坡上滑下来，或是跟街坊上的野孩子摔石头打架。他不常常这么玩，倒并非为了怕挨骂或挨打，而是因为没有同伴。他和别的孩子老是格格不入，连街上的野孩子也不喜欢跟他玩儿，因为他对游戏太认真，下手也太重。而他也孤独惯了，和那些年纪相仿的孩子离得远远的；他为了自己游戏玩得不高明很难为情，不敢加入他们一伙。于是他假装不感兴趣，虽然心里极希望人家邀他参加。可是谁也不跟他说一句话，他就做出满不在乎的神气，好不难过的走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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