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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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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荷马的追思曲;它本身是空中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吟唱出它的怒气与漂泊。它传达出某种宇宙的东西;一种持续的广告,只要不被禁止,就要表明世界的无穷活力与代代繁衍。早晨是一天中最值得纪念的季节,是醒来的时辰;那时我们了无睡意;至少在一个小时里,某些让我们在白天与黑夜所有其他时间里困顿的部分醒来了。 那种白天别指望什么,即使它能成为白天也别指望什么,因为在那种白天我们不是由我们的天资唤醒的,而是由某个侍从用机械般的肘子捅醒的,不是由我们自己新生的力量发自内部的渴望唤醒的,伴随我们的不是一阵阵天空的音乐,而是工厂的钟声,也不是散发在空气里的芳香——我们没有清醒到更高的生命层次,连入睡前的状态还不如;真是这样,黑暗倒是能结出它的果实,证明自身是好的,一点不比白天差。 一个人如果不相信每天都有一个更早更神圣的早晨时辰,是他还没有来得及玷污的,那他对生命已经感到绝望了,只是在追寻一条江河日下的渐趋黑暗的道路。感官生命得到部分休息之后,人的灵魂,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灵魂的器官,每天都会恢复元气,他的天资会再一次尝试它能制作出什么高贵的生活。我敢说,所有值得纪念的事件都会在早晨的时间和早晨的氛围里发生。《吠陀经》[6]里说:“所有灵性都会随着早晨醒来。”诗歌与艺术,人们的行为中最为优雅最值得纪念的东西都发生在这样一个时刻。 所有的诗人和英雄,如同门农[7]一样,是奥罗拉的孩子,在太阳初升时播送他们的音乐。对思想充满弹性和活力的人来说,若能与太阳的步伐保持一致,白天就是一个永恒的黎明。钟表走到什么时辰,人们有什么态度和从事什么劳动,都无关紧要。早晨就是我醒来的时辰,内心里有一个黎明。道德改革就是努力把睡意摆脱掉。倘若人们不是一直在昏昏欲睡,那么为什么他们讲述白天干些什么时说不上几句来呢?他们可不是如此蹩脚的计算家。倘若他们不是让昏睡压倒了,他们本应该干出点事情的。数百万人清醒得可以干体力劳动;但是一百万人里只有一个人清醒得可以从事有效的知识劳动,一亿人里只有一个人能够过上诗意和神圣的生活。只有清醒,才算活着。我还从来没有碰见过一个相当清醒的人。一旦碰上,我怎敢对着他的脸看他呢? 我们必须学会复苏,保持我们清醒,不必依靠机械的帮助,而是凭借对黎明的期望,因为黎明在我们沉睡不醒的时候也不会抛弃我们。人毫无疑问有能力通过有意识的努力,提高他的生命,这是我所知道的最令人鼓舞的事实。能够画出一幅特殊的画作,是点本事;能够雕塑出一座雕像,是点本事;能够把几个物件摆弄得美丽,也是点本事;但是,能够雕塑和画出我们可以看懂、能够道德地行动的氛围和媒介,那才更加显得荣耀。有效地利用白天的质量,是艺术的最高境界。每个人都有责任把自己的生命甚至生命的各个细节过好,在最崇高和最关键的时刻审视而无愧。倘若我们拒绝或者索性浪费了我们得到的这样微小的信息,奇迹会明确地告诉我们如何把这点做好。 我走进了树林,因为我希望从容地生活,仅仅面对生活的基本事实,看看我是不是能够学会生活不得不教会我的东西,等我要死的时候不会看到我一辈子白活了。我不希望我的生活过得不叫生活,因为生活实在太吸引人了;也不希望听任生活的摆布,除非万不得已。我想十分深入地生活,把生活的所有骨髓吮吸干净,生活得非常健全,斯巴达式[8]的,把算不上生活的东西统统排除掉,修剪一块田地并且修剪得十分紧凑,把生活逼入一个角落,把生活减缩到它的最低的条件,如果它被证明是低贱的,那么就把生活的全部而真实的低贱之处领略到,随后把它告诉这个世界;倘若生活是崇高的,那么通过经历去认识它,以便在我的下一次出行时能够对它给予一种真实的描述。因为多数人,在我看来,都对生活感到陌生,把握不住,不管生活是魔鬼还是上帝;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同程度地仓促得出结论,认为人活一世的主要目的是“赞美上帝并且永远和上帝在一起”。 我们仍然生活得低贱,如同蚂蚁;尽管传说告诉我们,我们很久以前就变成人了;如同小仙子一样与仙鹤打仗;这才是错上加错,越抹越黑了,我们最优美的美德这样一来倒成了一种过剩而可有可无的累赘了。我们的生活由于零碎对待而化整为零了。一个诚实的人几乎无需识数太多,能够数清楚自己的几根指头就够了,遇到极端的情况至多再加上他的十根脚趾头,其余统统算一笔糊涂账。简朴,简朴,还是简朴!我说呢,把你的事情简化到两三件,而不是一百件或者一千件;用不着算到一百万,数到六七个数就够了,把你的账记在你的大拇指上就行了。 在这文明生活的风急浪高的大海之中,这样的东西就是乌云,就是暴风雨,就是流沙,就是一千零一个项目,一个人不得不在生活中面对,如果他不会跳进生活的大海,沉入海底,通过船位推算来建立自己的港湾的话;一个人要功成名就,就一定要成为一个伟大的计算家。简化,简化吧。一日不必三餐,倘若非吃不可,有一顿饭便足够了;用不着一百道饭菜,五道饭菜足矣;其他事项按比例往下缩减。我们的生活像德意志联邦,是由小州组成的,州与州的边界永远在变动,即使一个德国人也做不到随时把准确的界限说清楚。国家本身,进行了一切所谓的内部改进,顺便说一句,这些全是外部的和肤浅的,它实际上只是一种不易控制、过分臃肿的机制,塞满了家具,陷进了自己设下的陷阱,追求奢侈,恣意挥霍,毁掉自身,因为它没有计算和崇高的目标,像国土上的百万户人家一样过日子;对于一个国家,如同百万住户一样,惟一救治的办法就是一种一丝不苟的经济,一种苛刻的、比斯巴达式的简朴更甚的生活,一个升高的目标。国家生活得太放荡了。 人们以为国家拥有商业是基本国策,应该出口冰块,通过电报说话,一小时驾车行走三十英里,没有怀疑这些东西是不是值得去做;可是我们是应该像狒狒那样生活,或是像人一样生活,这是不大好确定的。倘若我们弄不到我们的枕木,不锻造钢轨,不日以继夜地工作,而是对生活修修补补来改善生活,那么谁来修建铁路呢?倘若铁路修建不起来,我们又如何及时到达天堂呢?可是如果我们待在家里,管好我们自己的事情,谁又需要铁路呢?我们并没有乘坐铁路,是铁路在乘坐我们。你可曾想到过那些躺在铁路下的枕木是什么吗?每一根枕木就是一个人,一个爱尔兰人,或者一个新英格兰人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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