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诃德(283)_塞万提斯

二八三

　　堂吉诃德的侍从桑丘，也是逐渐充实的。我们最初只看到他傻，渐渐看出他痴中有黠。可是他受到主人的恩惠感激不忘，明知跟着个疯子不免吃亏倒霉，还是一片忠心，不肯背离主人。我们通常把桑丘说成堂吉诃德的陪衬，其实桑丘不仅陪，不仅衬，他是堂吉诃德的对照，好比两镜相对，彼此交映出无限深度。堂吉诃德抱着伟大的理想，一心想济世救人，一眼只望着遥远的过去和未来，竟看不见现实世界，也忘掉了自己是血肉之躯。桑丘念念只在一身一家的温饱，一切从经验出发，压根儿不懂什么理想。这样一个脚踏实地的人，只为贪图做官发财，会给眼望云天的幻想者所煽动，跟出去一同冒险。他们尽管日常相处而互相影响①，性格还是迥不相同。堂吉诃德从理想方面，桑丘从现实方面，两两相照，他们的言行，都增添了意义，平凡的事物就此变得新颖有趣。堂吉诃德的所作所为固然滑稽，却不如他和桑丘主仆俩的对话奇妙逗趣而耐人寻味。

　　﹛① 参看马达利亚加（Salvador de Madariaga）《〈堂吉诃德〉读法》（Guía del lector del Quijote），1978年马德里版137—159页。﹜

　　《堂吉诃德》里历次的冒险，无非叫我们在意想不到的境地，看到堂吉诃德一些新的品质，从他的行为举动，尤其和桑丘的谈论里，表现出他的奇情异想，由此显出他性格上意想不到的方面。我们对堂吉诃德已经认识渐深，他的勇敢、坚忍等等美德使人敬重，他的学识使人钦佩，他受到挫折也博得同情。作者在故事的第一部里，有时把堂吉诃德作弄得很粗暴，但他的嘲笑，随着故事的进展，愈变愈温和。

　　堂吉诃德究竟是可笑的疯子，还是可悲的英雄呢？从他主观出发，可说他是个悲剧的主角。但主观上的悲剧主角，客观上仍然可以是滑稽的闹剧角色。塞万提斯能设身处地，写出他的可悲，同时又客观地批判他，写出他的可笑。堂吉诃德能逗人放怀大笑，但我们笑后回味，会尝到眼泪的酸辛。作者嘲笑堂吉诃德，也仿佛在嘲笑自己。

　　作者已把堂吉诃德写成有血有肉的活人。堂吉诃德确是个古怪的疯子，可是我们会看到许多人和他同样的疯，或自己觉得和他有相像之处；正如桑丘是个少见的傻子，而我们会看到许多人和他同样的傻，或自己承认和他有相像之处。堂吉诃德不是怪物，却是典型人物；他的古怪只增进了他性格的鲜明生动。

　　我们看一个具体的活人，不易看得全，也不能看得死，更不能用简单的公式来概括。对堂吉诃德正也如此。这也许说明为什么《堂吉诃德》出版近四百年了，还不断地有人在捉摸这部小说里人物的性格。

　　本书系根据1952年马德里版《西班牙古典丛书》（Clásicos Castellanos）中弗朗西斯戈·罗德利盖斯·马林的编注本第六版翻译，并参照两个更新的原著版本把译文通体校订一遍。

　　我先物色得胡安·包蒂斯塔·阿巴叶-阿塞（Juan Bautista Avalle-Arce）编注的《堂吉诃德》（1977年马德里版），听说是权威性的新版本。阿巴叶-阿塞在他的《导言》第一节《版本》里，提出了版本问题上的一个新发现——英国新出了傅洛瑞斯（R.M.Flores）的一篇论文：《〈堂吉诃德〉第一部马德里第一、第二版的排字工人》（The Compositors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Madrid Editions of《Don Quixote》，Part I）（1975年伦敦版）。傅洛瑞斯指出：1605年马德里出版的《堂吉诃德》第一部的第一版，按照塞万提斯的手稿排印，但排字工人不注意原稿的标点、音符和缀字法，各按自己的习惯排印；原稿已失，同年马德里印行的第二版按第一版排印，共改易了三千九百二十八处。因此，阿巴叶-阿塞认为1605年马德里印行的《堂吉诃德》第一部，只有第一版可靠。他的编注本除了个别例外，严格按照第一版，只把古老的缀字法、音符、标点等加以现代化。第一版上有些极明显的错字、遗漏和排错的章目等，都保存原貌，只在注释里加以说明。

　　接着我又得到穆里留（Luis Andrés Murillo）编注的《堂吉诃德》（1983年马德里版）。这是个更新的版本。穆里留在《前言》里也提到傅洛瑞斯的那篇论文，但他认为论文对于统一版本的缀字法很有价值，至于怎样修补第一版上那些明显的错误和脱漏，就没多大贡献。他的编注本主要依据两种旧版，其一就是我翻译时所根据的马林编注本。至于注释，他认为马林擅长解析塞万提斯时代的语言，而考订的精博，没有人赶得上他。

　　我把这两种新版本和马林本对比着做了一番校勘，发现马林本也是依据1605年马德里第一版。他五处采用第二版的改易，都注出充分理由（如作者本人的修改）。两种新版本和马林本有一点较大的不同，那就是关于灰驴的事。据1605年《堂吉诃德》第一部的马德里第一版，桑丘的灰驴在二十五章到二十九章已丢失，却没有说明怎么丢的。直到四十六章才又提到灰驴，也未说明怎么又找到的。1605年马德里第二版上，作者在第二十三章里补上灰驴被窃数节，又在第三十章里补上重获灰驴数节。可是作者补上灰驴被窃后，只改了随后“桑丘横坐驴背”一句和同一章里“桑丘照常骑驴跟随”一句，此外另有几处桑丘骑在驴上，都没有改掉，因此造成灰驴已失而桑丘仍复骑着灰驴的谬误。两种新版本保存1605年马德里第一版的原貌，只把作者添在第二十三章和第三十章上的几节加在注里。但是《堂吉诃德》第二部第四章里批评《堂吉诃德》第一部时，明明说：“毛病是灰驴还没出现，作者却说桑丘骑着他的灰驴。”按1605年马德里第一版，灰驴莫名其妙地丢失以后，直到灰驴莫名其妙地重又出现，桑丘一次也没有骑上他的灰驴。如果不把作者的改笔添在正文里，作者在第二部里自认的毛病就没有根据了。马林本按1605年马德里第二版，补上作者本人的修改，而在注里说明他的疏失。我细细斟酌，觉得马林这样处理比较妥当。

　　阿巴叶-阿塞和穆里留不知是否受了那篇英国论文的影响，似乎太拘泥于1605年马德里第一版了。那第一版上，二十九章和三十章互换了章目，穆里留也未更正，只加注说明。阿巴叶-阿塞本倒是更正了。他还把那第一版上的cubren一字按第二版改为criban，这大约就是他所谓“个别例外”。但是这个错字既然改得，其他明显的错误和脱漏，在充分的证据前，为什么不能修改呢？我这次重订，仍旧按照马林的编注本。

　　杨绛
　　199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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