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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

要有许多树才能成为森林，而托尔斯泰只是孤身一人。他满载荣誉却势单力薄。人们从世界各地写信给他：回教各国、中国、日本，人们翻译《复活》，他“还地于民”的思想在这些国家中广泛流传。美国报章访问他，法国人就艺术或政教分离的问题咨询他的意见[273]。但他的信徒不到三百，这一点他自己也知道，且并不刻意去追求。他的朋友想要组织托尔斯泰小组，他拒绝了。 　　不必你找我，我找你，而应该都走向上帝……你说：“只要万众一心，什么都好办……”——什么？……一齐耕地，割草，这都好办。可是要接近上帝，只能独自前行……我想象世界好比一座巨大的庙堂，光明自上而下照射下来，正好在中央。想要聚在一起，大家就必须走向光明。在那儿，我们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我们将和其他人不期而遇：快乐就在于此。[274] 　　从穹顶投射下来的光线里，有多少人聚集在一起呢？……无所谓！只要和上帝在一起，一个人也够了。 　　正如惟有燃烧着的物质才能将火传给别的物质，惟有一个人真正的信念和真正的生活，才能感染其他人并将真理传播开来。[275] 　　也许吧。不过，这种一个人的信念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给托尔斯泰带来幸福呢？——直到晚年，他与歌德所推崇的清静平和相距何止万里！他似乎对这种心境抱有反感，避之惟恐不及。 　　能够做到不自满应该感谢上帝。但愿能永远如此！生活与理想的不统一恰恰是生命的标志，是从最渺小到最伟大、从至恶到至善这种上升运动的标志。这种不统一是善的前提。当人平静而自满自足时，恶也就来了。[276] 　　于是他考虑这一小说题材，很奇怪，这正说明，列文或者皮埃尔·别祖霍夫难以释怀的焦虑依然在他耳上作祟。 　　我常常设想，一个人在革命的圈子里长大，最先是革命者，继而成了民粹派、社会主义者、东正教徒、阿多斯山的僧侣，然后又成了无神论者、好父亲，最后是杜霍博尔人。他样样尝试，样样放弃；大家都嘲笑他。他什么也没做，默默无闻地在一个收容所死去。临死时，他想，这一辈子白过了。可是，他是个圣人。[277] 　　满怀信念的他，难道还有怀疑么？——谁知道？对一个直到老年还身心强健的人来说，生命是不会停止在思想的某一点上的，它必须前进。 　　运动就是生命。[278] 　　在最后几年，他身上发生了许多变化。他对革命者的看法是否有所改变？谁能说他的勿抗恶的信念丝毫没有动摇？——在《复活》中，涅赫柳多夫与政治犯的交往已经完全改变了他对俄国革命党的想法。 　　直到那时，他一直讨厌他们，他们残忍、隐瞒罪恶、行凶杀人，而且自满、虚荣得令人无法忍受。但当他就近仔细观察，看见当局如何对待他们的时候，便明白了他们这样做是不得已而为之。 　　他赞赏他们崇高的责任感，能无私奉献。 　　但自一九〇〇年起，革命浪潮汹涌澎湃，从知识分子开始，波及全国人民，鼓动起数以千计的贫苦大众。这支具有威胁性的大军，其先头部队就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托尔斯泰窗下列队走过。《法兰西信使报》刊登了托尔斯泰晚年创作的三个短篇，从中可以隐约看到这种景象在他思想上引起的痛苦和惶惑。图拉乡下纯朴虔诚的进香者列队巡游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饥饿的流浪人群。他们每天不断涌来。托尔斯泰和他们谈话，惊讶地发现他们心中充满仇恨。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将富人看做“施舍财物以求灵魂得救的善人，而是喝劳动者鲜血的强盗和暴徒”。这些人中，许多是受过教育、破了产、濒临绝境的人，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 　　将来对现代文明做出昔日匈奴和汪达尔人[279]对古代文明所做的那种事的野蛮人，并非在荒漠和森林之中产生，而是在城郊陋屋和大路上出生和长大的。 　　亨利·乔治就是这样说的，托尔斯泰更加以补充： 　　在俄罗斯，汪达尔人已经整装待发。在我们笃信宗教的民众中，这些人显得格外可怕，因为我们不懂适可而止，而欧洲民众中，行为法度和公众舆论已发展得相当成熟。 　　托尔斯泰经常收到造反人士的信，抗议他的勿抗恶理论，他们说，对统治者和富人给民众造成的伤害，只能这样回答：“复仇！复仇！复仇！”——托尔斯泰还谴责他们吗？我们不得而知。但几天后，当他看见村里的穷人因茶炊和羊只被抢而哭哭啼啼，当局却无动于衷时，他也不禁发出抗议的吼声，反对刽子手，反对“那些高官和他们的爪牙，这些人只忙于贩酒谋利，或者教唆屠杀，或者判处他人流放、入狱、服苦役或上绞刑架。这些人深信从穷苦人那里没收来的茶炊、牛羊、布帛，更适宜用来蒸馏酒精毒害人民、制造杀伤武器、修建监狱、苦役场，尤其是用来犒赏他们的帮凶，给予封官加薪。” 　　 　　＜列夫·托尔斯泰在他的工作室（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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