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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革命[17]爆发了，开始席卷全欧，也占据了贝多芬的心。波恩大学是新思想的熔炉。贝多芬于一七八九年五月十四日注册入学，听那位有名的奥洛格·施奈德的德国文学课。此人后来当上了下莱茵省的检察官。当人们在波恩听到攻占巴士底监狱的消息时，施奈德在讲台上朗诵了一首热情洋溢的诗，使学生们群情激昂。[18]第二年，他出版了一部革命诗歌集[19]。订购者名单中有“贝多芬和勃罗宁”的名字。 　　一七九二年，战火[20]蔓延到波恩，贝多芬离开家乡，去音乐之都维也纳定居。路上，他遇到了开赴前线与法国作战的黑森州[21]部队，此事无疑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一七九六至一七九七年间，他将弗里德堡的战斗诗篇谱成了音乐，即《出征歌》和一首爱国主义大合唱：《我们是伟大的德意志民族》。可是，尽管他讴歌了法国革命的敌人，革命仍征服了世界和他的心。从一七九八年起，虽然奥地利和法国关系紧张，贝多芬却与法国人及其使馆，还有刚来到维也纳的贝纳多特将军[22]有亲密的交往。言谈间贝多芬常流露出倾向共和的情绪。这种倾向在他以后的生活中变得益发强烈。 　　这个时期施泰因豪森为他画的肖像，相当精确地反映出他当时的风采。较之后来的几幅，恰如盖兰[23]画的波拿巴之于后来的那些拿破仑肖像。拿破仑在那张画上，面部表情严峻，激情似火，野心勃勃。贝多芬在这张画上显得比真人年轻、瘦削、挺拔，上衣的高领使脖颈显得有些僵直，目光似乎睥睨一切而又有点紧张。他深知自己的价值，非常相信自己的力量。 　　一七九六年，他在记事本上这样写道：“拿出勇气来！尽管身体不佳，但我的才华必将获胜！……二十五岁！现在已经到了！我二十五岁，到时候了……今年我非大显身手不可。”[24]德·伯恩哈德夫人和格林克都说，他目空一切，举止放肆，让人讨厌，说话时外省口音很重。只有他的至交好友才知道在这生硬倨傲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十分善良的心。他将自己获得的成功写信告诉韦格勒时，脑子里出现的第一个念头是：“比如我看见某个朋友经济困难而我又没钱帮助他的时候，我只须伏案工作，用不了多久，便能帮他摆脱困境……你瞧，这多好。”[25]稍后，他还说：我的艺术应该造福于穷人。 　　此时，病痛已在叩门，且一旦上身便不再离开。一七九六至一八〇〇年期间，耳聋症开始肆虐[26]，耳鸣不分昼夜地折磨他，内脏也疼痛不已。听觉逐渐衰退。一连好几年，他都不告诉任何人，即使对至爱亲朋也讳莫如深。他避免与人交往，怕自己的毛病被人发现，将这种可怕的秘密深藏胸臆。可是到了一八〇一年，他再也忍不住了，在绝望之中，他把这个秘密告诉了两个朋友——韦格勒医生和阿曼达牧师： 　　我亲爱的、善良的挚友阿曼达，……我多希望你能常在我的身旁啊！你的贝多芬痛苦极了。要知道，我身心最高贵的一部分，我的听力已经大大下降，就在咱们在一起的那个时候，我已感觉到此病的先兆，但我没有说出来，打那以后，更是每况愈下……我能好起来吗？我当然盼着这一天，但希望很渺茫，因为这种病是没法治的。我必须过着痛苦的生活，避开我所热爱和珍惜的一切，在这如此悲惨而又自私的世界上！……我只能遁世隐居，听天由命。我何尝不想摆脱病痛，但这可能吗？……[27] 　　在给韦格勒的信中，他这样写道： 　　……我过着凄惨的生活。两年来，我谢绝一切社交，因为我无法与人交谈，我是个聋子。如果我从事的是另一种职业，那还有几分可能；但以我目前的职业来说，情况就太可怕了。我有不少敌人，他们会怎样说呢？在剧场，我要尽量靠近乐队才能听明白演员说的话。离得稍远一点，我便听不见乐器和演员高亢的声音……别人说得慢，我勉强能听见，如果一嚷嚷我就受不了……我常常诅咒自己为什么还活着……普卢塔克[28]教导我忍受一切。如有可能，我倒愿意向命运挑战；有时候，我活得真像上帝的一个最可怜的造物……忍！多么叫人难受的避难所啊！但我别无选择！[29] 　　 　　＜贝多芬约三十岁时（甘道尔夫·施泰因豪森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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