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度山伯爵(286)_大仲马

二八六

　　“我可以照办。但有两个条件。”

　　“我立刻接受。”

　　“第一是您决不能告诉任何人说我曾允许您和她会面。”

　　“好极了，”阿尔培举起一只手说，“我发誓决不告诉人。”

　　“第二是您决不告诉她，说令尊曾在她父亲手下服务过。”

　　“那一点我也发誓。”

　　“够了，子爵，您会记住那两个誓言的，是不是？但我知道您是一个很有信用的人。”

　　伯爵又敲一下铜锣。阿里又出现了。“告诉海蒂，”他说，“我就来和她一同喝咖啡，让她知道，我希望允许介绍我的一位朋友和她相见。”阿里鞠躬退出。

　　“现在，请注意，”伯爵说，“别直接发问，我亲爱的马瑟夫。假如您想知道什么事情，告诉我，我来问她。”

　　“同意。”

　　阿里第三次出现，把掩住门的那张帷幕掀开，向他的主人和阿尔培示意，表示他们可以进去。

　　“我们进去吧。”基度山说。

　　阿尔培用手理一理他的头发，卷一卷他的胡子，对他自己的仪表感到满意了以后，就跟随伯爵走进那个房间；伯爵则在事先已重新戴上他的帽子和手套。阿里像一个前卫似的驻守在门外；门口则由三个法国侍女在梅多的指挥下把守着。海蒂在她那一套房间的第一个房间里等候她的客人，那是她的客厅。她的大眼睛睁得圆圆的，露出惊奇和期待的神色，因为除了基度山以外，这是她第一次接见男人。她坐在房间一角的一张沙发上，按照东方人的习惯，交叉着两腿，舒舒服服地像一只小鸟躺在窠里一样，这窠是用东方最华贵的绣花绸缎所筑成的。她的身边倚着那只她刚才玩弄的乐器；那种姿态，伴随着那种环境，她显得可爱极了。一看到基度山，她就站起身来，带着一个她所特具的那种同时表达出爱和服从的微笑欢迎他。基度山向她走过去，伸出一只手，她把那只手捧到她的嘴上。

　　阿尔培依旧站在门边，被那种稀有的美迷住了，这是他生平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美，在法国，这种美是无法想象的。

　　“您带来的是什么人？”那青年女郎用近代希腊语问基度山，“是一个兄弟，一位朋友，一个生疏的相识，还是一个仇敌？”

　　“一位朋友。”基度山用同样的语言说。

　　“他叫什么名字？”

　　“阿尔培子爵。就是我在罗马从强盗手里救出来的那个人。”

　　“您愿意我用哪一种语言和他谈话？”

　　基度山转向阿尔培。“您懂得近代希腊语吗？”他问。

　　“唉！不懂，”阿尔培说，“甚至连古代希腊语也不懂，我亲爱的伯爵。在荷马和柏拉图的学生之中，实在再没有比我更疏懒，或甚至竟可以说更可鄙的了。”

　　“那末，”海蒂说，她这句话证明她很懂得基度山和阿尔培之间的问答——“那末我说法语或意大利语吧，假如爷不反对的话。”

　　基度山想了一想。“你说意大利语吧。”他说。然后，又转向阿尔培，“可惜您不懂古代或近代希腊语，那两种语言海蒂都说得非常流利。那可怜的孩子不得不用意大利语和您谈话了，那或许会使您对她发生一种错觉。”伯爵向海蒂作了一个表示。

　　“阁下，”她对马瑟夫说，“您既然是我主人的朋友，当然是最受欢迎的了。”这句话是用纯粹的托斯卡纳土语说出来的，而且带着那种柔软的罗马口音，使但丁的语言听起来像荷马的语言一样明亮悦耳。然后，她转向阿里，吩咐他把咖啡和烟筒拿来；当阿里离开房间去执行他的青年主妇的命令的时候，她示意请阿尔培走近来一些。基度山和马瑟夫把他们的椅子拖到一张小桌子前面，桌子上放着曲谱、图画和花瓶。那时阿里拿着咖啡和长烟筒进来了；至于培浦斯汀先生，这块地方他是禁止进来的。阿尔培不肯接受那黑奴递给他的那支烟筒。

　　“噢，拿着吧，拿着吧！”伯爵说，“海蒂几乎也像巴黎人一样文明，她讨厌雪茄的气味，但东方的烟草是一种香料，您知道。”

　　阿里退出房间。咖啡杯都已经准备好，另外还有一只糖缸，那是为阿尔培而设的。基度山和海蒂则按照阿拉伯人的方式喝阿拉伯饮料，那就是说，不加糖。海蒂用她那纤细的手指端起瓷杯，带着天真的愉快举到她的嘴边，像一个小孩子吃喝到某种她喜欢的东西似的。这时两个女人每人捧着一只茶盘进来，茶盘里装着冰块和果子露，他们把茶盘放在两只特制的小桌子上。

　　“我亲爱的主人，还有您，夫人，”阿尔培用意大利语说，“请原谅我这蠢头蠢脑的样子。我简直迷糊了。我是在巴黎的市中心，刚才，我还听到公共马车的辚辚声以及卖柠檬水的小贩的丁零当啷的铃声，可是现在我觉得好像我已突然被送到东方——并不是我曾见过的东方，而是我在梦中渲染出来的东方。噢，夫人，假如我能说希腊语，则您的谈话，加上我周围这种仙境似的场面，就是可以使我度过终生而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夜了。”

　　“我可以用意大利语和您谈话的，阁下，”海蒂沉静地说，“假如您喜欢东方，我当尽力使您在这儿找到东方的气息。”

　　“我跟她谈些什么呢？”阿尔培低声对基度山说。

　　“随便您高兴。您可以跟她谈谈她的祖国以及她幼年时代的回忆，不然，假如您喜欢的话，也可以谈谈罗马、那不勒斯或佛罗伦萨。”

　　“噢！”阿尔培说，“跟一个希腊人谈巴黎人的话题未免太不值得了，让我跟她谈谈东方的情形吧。”

　　“那末请谈吧，您选中这个话题，最合她的口味了。”

　　阿尔培转向海蒂。“您在几岁的时候离开希腊的，夫人？”他问。

　　“我离开希腊的时候才只有五岁。”海蒂回答。

　　“您还有点记得您的祖国吗？”

　　“当我闭上眼睛冥想的时候，我似乎又看见了那一切。灵魂也像肉体一样有它的视觉器官；肉眼所看到的东西有时会忘记，灵魂见过的东西却是永远记得的。”

　　“您对于往事的记忆能回溯到多远呢？”

　　“我刚会走路的时候，我的母亲——她的名字叫凡瑟丽姬，那就是‘忠贞’的意思，”那青年女郎骄傲地昂起了头说——“我的母亲，就携着我的手，先把我们所有的钱都倒进钱袋里，戴上面纱，然后出去为囚犯募捐，一路走，一路说，‘谁舍钱给穷人，就是放债给主。’当我们的钱袋装满的时候，我们就回到宫里，对我的父亲一字不提，派人送到修道院里，分散给囚犯。”

　　“您那个时候几岁？”

　　“我那时三岁。”海蒂说。

　　“那末您在三岁的时候，就把当时的种种事情记住了吗？”阿尔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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