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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


  ▼第九章

  但是洛伍德的贫乏,或者不如说是艰辛,渐渐有所减轻了。春天临近,实际上已经降临,冬日的严寒已经减退,积雪消融,刺骨的寒风也已渐见缓和了。我可怜的双脚,原先被正月的寒气冻得皮开肉绽、红肿不堪,连走路都一瘸一拐,如今在四月的和风下开始愈合和消肿了。黑夜和清晨不再以它们那加拿大式的低气温,冻得我们连血管里的血都差点凝结,我们现在也能耐受得住在花园里度过的游戏时间了。有时碰到阳光灿烂的日子,它甚至使人觉得是愉快而舒适的。枯黄的花坛上也已显出了绿意,一天比一天充满生气,使人遐想也许夜来希望之神曾在它们上面走过,每到早晨就留下了她愈来愈清晰的足迹。花儿从叶丛中探出头来,有雪莲花,藏红花,紫色报春花和带金色斑点的三色堇。现在每逢星期四下午(放半假),我们都出去散步,还会发现更加可爱的花开放在小路边,树篱下。

  我还发现,在我们花园周围插满铁钉的高围墙外面,有着一种莫大的愉快和乐趣,它广阔无垠,直达天际。这种乐趣就在于绿荫苍翠的深谷环抱在崇山峻岭中的景色,在于充满暗黑石子和明亮旋涡的清澈的溪泉。想当初我所看见的景色,是多么的大不相同啊,那时它雪压冰封,展现在严冬铁灰色的天空下!那时候,像死亡那么冰冷的寒雾在东风的驱使下飘过那些紫褐色的山峰,滚滚而下地沉落在低洼草地和河滩上,最后跟山溪上凝结的水气融为一体!那条山溪本身当时是一股混浊而滚滚向前的激流,它冲开林木,向空中发出怒吼般的声音,还时常跟暴雨或者随风打旋的冻雨搀合在一起而听来更加重浊。而溪边两岸的树林呢,看上去只像是一排排死人的骨架。

  四月过去,五月来临。那是个恬静明媚的五月,从头到尾都是蓝天如洗,阳光和煦,西风或者南风徐来的日子。草木飞快成长,洛伍德抖开它的秀发,变得到处一片浓绿,遍地鲜花。它那些高大的榆树、梣树和橡树的骨架都恢复了勃勃生机,各种林间植物茂密地生长在它的山隈水边。种类多得数不清的各色藓苔盖满了它的洼地低谷,而它那些如火如荼的野樱草花,简直成了奇妙地从地上长出来的太阳光,我曾经见过它们那淡淡的金色光芒就像点点可爱的光斑洒满在浓荫深处。所有这些我都经常地尽情欣赏,自由自在,没人监视,而且几乎是独自一人。所以会有这样不平常的自由和乐趣是有它的原因的,现在讲清这个原因就成了我的一桩苦事。

  我方才说这儿偎依在树林和山冈间、屹立于溪涧边的时候,不是把它描绘成了一个可爱的住所吗?的确,是够可爱的。但是否有利于健康,却是另一个问题了。

  洛伍德所在的那个树林密布的山谷,是雾气和它所滋生的瘴疠的发源地。时疫随着加速来临的春天,也加速地潜入了这个孤儿院,把斑疹伤寒悄悄送进了拥挤的教室和宿舍,还没到五月,就把学校变成了一所医院。

  半饥半饱和对伤风不闻不问,使大多数学生本来就极容易受到传染,八十个姑娘中,一下子病倒了四十五个。课上不成,纪律也松弛了。对少数还没病倒的几乎完全放任自流,因为医护人员坚持她们必须经常活动以便保持健康,而且即使不是这样,也没人再顾得上去照看和管束她们。谭波尔小姐全副心思都放在了病人的身上,她整天待在病房里,除了夜间抽空休息几个小时外几乎寸步不离。别的老师们则完全忙于打点行李和作其他一些必要准备,来送走那些还算幸运的姑娘,她们有亲戚或者朋友能够而且愿意接她们离开这个传染地区。许多已经传染上了的人回家去等死,有些人则死在了学校里,而且马上给悄悄地埋掉,疾病的性质不容许耽搁。

  就这样疾病成了洛伍德的长住户,而死亡则是它的常客。校园内一片阴郁和恐惧,房间和走廊里弥漫着医院的气味,药物和熏香徒然地想盖住死亡的恶臭。而在户外,五月的明媚春光却毫无阴霾地笼罩着峻峭的山冈和美丽的林地。学校的花园也繁花似锦,一丈红长得像树那么高,百合初开,郁金香和玫瑰开得正盛。粉红的海石竹和深红的重瓣雏菊把一个个小花坛的边缘点缀得五彩缤纷,多花蔷薇早晚都散放出它们香料和苹果般的香味。而这些芬芳的珍宝对大多数洛伍德的人来说却毫无用处,只除了时不时地能提供一束花草,用来放在棺木上。

  然而我和别的还没病倒的人,却尽情地享受了眼前季节和景物的美。他们让我们从早到晚像吉卜赛人似的在树林里游荡。我们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爱上哪儿就上哪儿。我们的生活也改善了。勃洛克赫斯特先生一家如今都一步也不靠近洛伍德,日常事务再没人来严严地管住。坏脾气的总管也已经不在,是因为怕被传染而吓跑了。接替她的人原先是洛顿施药所的管事,对这个新地方的规矩还没摸透,所以生活供应上比较宽一些。再说吃饭的嘴少了,病人又吃不下什么,我们早餐盘里的东西也就多了一些。还常有来不及做正规午餐的时候,逢到这种情况,她就会给我们一大块冷的馅饼,或者厚厚一片面包和干酪,我们把它带到林子里,各人选个自己最中意的地方,痛快地大吃一顿。

  我心爱的坐处是一块又光又大的石头,洁白而干燥地矗立在溪流的中间,要蹚着水才能走到那里,这是我赤脚完成的一手绝技。这块石头大到恰好能舒舒服服地容下另外一个姑娘和我两个人,当时我最要好的伙伴是个名叫玛丽·安·威尔逊的姑娘。她是个聪明伶俐的人物,我喜欢跟她作伴一半是为了她精灵古怪,一半也是因为她的举止使我感到自在。比我大几岁年纪,她比我多经过些世面,能告诉我许多我爱听的事情,跟她在一块我的好奇心能得到满足。对我的缺点她也宽大地毫不计较,不管我说什么,她从不硬加管束和阻止。她长于叙述,我善于分析,她喜欢讲,我喜欢问,因此我们俩相处得十分融洽,从彼此的交往中即使得不到长进,也得到了不少的乐趣。

  那么这时候海伦·彭斯上哪儿去了?为什么我没有跟她在一起度过这段自由自在的愉快时光呢?是我把她忘掉了?或者我竟低贱到厌倦了跟她的纯洁友情?不用说,我刚才提到的玛丽·安·威尔逊是比不上我第一个相识的。她只能给我讲一些有趣的故事,应答我一时兴致挑起的新鲜有味的闲聊,而要是我前面关于海伦的为人描写得没走样的话,她是能够使有幸与她交往的人品味到高超得多的东西的。

  的确如此,读者,而且我明白这一点,也感觉到这一点。尽管我这人并不高明,缺点很多,值得称道的长处极少,但我决不会厌倦海伦·彭斯,也决不会对她不再怀有那种曾使我的心大受鼓舞的极为强烈、温柔而又充满崇敬的眷恋之情。既然海伦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对我默默表示了一种忠实的友谊,闹别扭和发脾气都从来不曾损害或者动摇了它半分,情况又怎么会不是这样呢?可是海伦眼下已经病倒,我已经好几个礼拜没见到她,不知她被搬到楼上哪个房间里去了。听人家说,她并没在安置伤寒病人的那部分屋子里,因为她害的不是斑疹伤寒,而是肺病,而我出于无知,还以为肺病是一种轻的病症,只要一段时间里好好加以照看,是一定会好转的。

  使我更坚定这种想法的,是在十分晴朗暖和的下午,她曾下过楼一两次,由谭波尔小姐带着到花园里去。不过在这种时候是不允许我跑去跟她讲话的,我只从教室窗子里望见她,而且还看不大清楚,因为她身上给裹得严严实实,坐在远处的游廊底下。

  六月初的一天傍晚,我跟玛丽·安一起在林子里待到很晚。我们跟往常一样远远离开别人,信步走得很远,远到迷失了方向,不得不到一所孤零零的茅屋里去问路,那里住着一男一女,养着一群靠吃林子里的野果长大的半野的猪。我们回来的时候月亮已经升起,一匹矮马正站在花园门口,我们认得它是医生骑的。玛丽·安说,她想准是有人病得很重,才会在晚上这么晏的时候去请贝茨先生来。她进了屋子,我耽搁了几分钟把我从树林里挖来的一把根栽到我的园子里,怕它搁到早晨会枯掉。弄完以后,我又多逗留了一会儿,因为露水一降下来花儿的香味特别浓。夜晚是那么可爱,那么宁静,那么温暖。还闪着余晖的西方那么明白地预告着明天又是个好天气。月亮在肃穆的东方那么庄严地升起。我正注视着这一切,并且以一个孩子所能欣赏的程度欣赏着它们,这时,我头脑里突然产生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念头:

  “这会儿躺在病床上,随时有死亡的危险,是多么可怜啊!这个世界是可爱的,被迫离开它到谁也不知道的地方去,是十分悲惨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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