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31)_奥斯特洛夫斯基

一三一

　　沃利麦尔站住了，问：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事情？这消息今天才由区里传到呀！”

　　“同志，你也许还记得我的妻子吧？”保尔微笑着说，“你们昨天才接受她入党。这是她告诉我的。”

　　“什么，达雅，那个洗家什的女工？原来她是你的妻子呀！哈哈，我还不知道哪！”沃利麦尔想了一会儿，用手拍了一下自己的前额，说：

　　“呵，有了，我们有一个人可以派到你这儿来，那就是列夫·别尔谢涅夫！你再也找不到一个比他更好的同志了。你们两个的性情也相近。你们两个简直就是两个高频变压器。你知道，我做过电工，所以我拿这样的东西来打比方。列夫还可以给你装一个无线电收音机，他是一个无线电专家。你知道，我常常在他那里戴上耳机，一直听到夜里两点。连我老伴也起了疑心，她说，老鬼，你每天夜里究竟到什么地方逛去了？”

　　保尔笑着问他：

　　“别尔谢涅夫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沃利麦尔来回地走累了，就坐在椅子上，说：

　　“别尔谢涅夫是我们这儿的公证人。可是他当公证人，正像我当芭蕾舞女演员一样外行。不久以前，他是一个担任重要职务的干部。他从一九一二年起就参加了革命运动，十月革命时就入了党。内战时期他是军级干部——在骑兵第二军负责革命法庭，在高加索地方肃清‘白’虱子。他到过察里津、南部前线，在远东管过一个共和国的最高军事法庭工作。他是一个经历过艰难困苦的人。后来肺结核使他躺倒了，因此才从远东调到这儿来。到高加索这儿，他做过省法院院长和边区法院的副院长。后来他的肺病更严重了，有了致命的危险，他们才把他送到这儿来。这就是我们得到这个不寻常的公证人的经过。公证人的职务十分清闲，因此，他还活着。后来大家就悄悄地让他领导一个支部，接着又叫他参加区委会，又叫他领导政治学校，再后来又叫他参加监察委员会；不论成立解决什么难题的重要委员会，都得有他参加。除此之外，他又爱打猎，又是一个热心的无线电迷；虽然他只有半个肺，可是他一点也不像个病人。他的精力非常充沛。我相信，有一天他总要在由区委会赶到法院去的路上死去的。”

　　保尔听到这里，就插嘴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

　　“你们为什么要给他这么多的工作呢？他在你们这儿做的工作，比他原先的工作还多。”

　　沃利麦尔眯着眼瞟了保尔一下，说：

　　“要是我们给你一个小组，派你一些工作，别尔谢涅夫也一定要说：‘你们为什么要给他这么多的工作呢？’而他对他自己呢，倒这样说：‘在紧张的工作中活一年，比在医院里苟且偷安地混五年要强得多。’显然，只有在我们建成了社会主义之后，我们才能谈得上珍惜人。”

　　“这是对的，”保尔说，“我也赞成干一年强过苟且偷安混五年的意见。但是我们在浪费我们的力量方面有时是有罪的。现在我才明白，这与其说是英勇，不如说是任性和不负责任。现在我才认清了我过去实在没有那样糟蹋我的健康的权利。原来这是一点也不英勇的。如果我以往不是斯巴达式那种干法，我很可能再多活几年。总之，‘左倾’幼稚病是造成我目前状况的主要危险之一。”

　　“现在你是这么说，可是如果你明天能下床，你就把什么都忘了。”沃利麦尔心里这样想，但是没有说出口。

　　第二天晚上，列夫·别尔谢涅夫来看保尔。他直到半夜才走。列夫离开他的新朋友时，他觉得好像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兄弟一样。

　　早上，有几个人爬到屋顶上去架设天线，列夫一面在房里安装收音机，一面讲述着他经历过的一些有趣的故事。保尔看不见他，但根据达雅的叙述，他知道列夫是一个长着淡黄色头发的、眼睛淡蓝、身体高大和举动敏捷的人，也就是说，这跟保尔在他们会面的最初几分钟所想象的一模一样。

　　天黑的时候，三只灯亮了，列夫郑重地把耳机递给保尔。太空中传来一片杂音。接着是像鸟的啁啾声一样的海港电报的电码声，从某一地方——显然是在附近的海里——又传来了轮船无线电台发报的声音。然后，可变电感器的线圈从杂乱的吵闹声中寻到了一个越来越清楚的、沉着而自信的说话声：

　　“注意，注意，这是莫斯科广播电台……”

　　这小小的收音机和它的天线可以收听世界上六十个电台的广播。保尔长期被隔绝的生活现在突然从耳机的膜片冲了出来，使他感到了它那巨大的搏动。疲倦的列夫·别尔谢涅夫看见保尔的眼睛现出的喜悦的神情，满意地微笑了。

　　大房子里所有的人都睡熟了，达雅不安地说着梦话。她每天很晚才回家，又冷又累。保尔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很少。她工作越是积极，闲暇的晚上就越少，这让保尔想起了别尔谢涅夫某次说的话：

　　“如果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妻子是个党内的同志，他们相互见面的机会就很少。这有两点好处：既不会互相腻烦，又没有时间吵嘴。”

　　他能够表示反对吗？他早就应该料到这一点。过去，曾经有一个时候，达雅曾把她的每个晚上都给了他。那时候对他有更多的温存和照顾。可是那时候她只是他的朋友和妻子，而现在她却是他的学生和党内的同志。

　　他明白，她政治上越成熟，她能照顾他的时间就越少。他坦然地接受了这必然的结果。

　　党交给了他一个学习小组。

　　每天晚上他屋子里又热闹起来了。跟青年人在一起的时间使保尔得到了精力和朝气。

　　其他的时间，他总是听广播。为了要喂他食物，她母亲总得费好大劲才能使他放下听筒。

　　无线电广播把失明所夺去的东西又给了他，——他又有了学习的可能，而且因为他不顾一切地努力学习，他就忘掉了身体经常发烧带来的剧烈疼痛，忘掉了眼睛的火烧火燎的炎肿，以及对他残酷无情的生活。

　　当他由天线的电波中收听到由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企业建筑工地上发出的消息，知道那些接替他这一代共青团岗位的青年们，高举青年共产国际的旗帜取得了光荣的成就时，他异常地快乐。

　　他想象着像大群母狼一样残暴的大风雪，想象着乌拉尔地区可怕的严寒。狂风彻夜怒吼，由第二代的共青团员组成的队伍整夜在暴风雪里，借着弧光灯的亮光，安装那巨大厂房房顶上的玻璃，抢救了大规模的联合企业刚建好的第一批车间。基辅的第一代共青团员冒着风雪建筑起来的运输木材的铁路支线，和它比起来好像是微不足道了。祖国壮大了，人民也成长起来了。

　　在第聂伯河上，大水冲垮了钢闸，波浪汹涌，淹没了机器和活人。又是共青团员去和灾害进行斗争。不休息不睡眠，经过两天苦战之后，他们终于把冲出来的洪水赶回钢闸里去了。在这艰巨的斗争中，新一代的共青团员起着带头作用；而在那些英雄人物中，保尔喜悦地听到一个熟悉的名字——潘克拉托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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