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30)_奥斯特洛夫斯基

一三〇

　　列杰尼奥夫倾听着保尔叙述自己的生活，同时保尔也看到了列杰尼奥夫正用着生气勃勃的、赞成的目光瞧着他。

　　在凉台的一角，在浓密的树荫底下，聚集着一群病友。切尔诺科佐夫紧皱着浓眉，坐在一张小桌子旁边读《真理报》。他的黑斜领衬衫，旧鸭舌帽，瘦削的、好久没有刮过胡子、晒黑的脸，一对深陷的蓝眼睛——所有这些，都表明他是一个多年的矿工。十二年前，他放下了他的铁镐，被派到边区做领导工作，但是现在看起来，他仍然像是刚从矿井里出来似的。这从他的言谈举止以及他使用的语汇上都可以感觉出来。

　　切尔诺科佐夫是边区党委会常委和政府委员。一种痛苦的病——腿上的坏疽病——不断消耗他的精力。他非常痛恨这条病腿，它已经叫他在床上躺了差不多半年了。

　　坐在切尔诺科佐夫对面的，是一边沉思一边抽烟的日基廖娃。她今年三十七岁，入党已经十九年了。在彼得堡做地下工作的时候，大家都叫她“金工小淑拉”。她差不多还是女孩子的时候，就尝过流放西伯利亚的味道了。

　　坐在桌边的第三个人是潘科夫。他正低着头读德文杂志，并且不时地扶一扶鼻梁上的玳瑁眼镜，他的侧影很美，很像古代的雕像。当你看到这位三十岁的大力士艰难地抬起他那只不听指挥的腿的时候，就不禁替他难过。潘科夫是一个编辑、作家，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工作。他很熟悉欧洲，通晓好几种外国语。他知识丰富，就是很稳重的切尔诺科佐夫对他也很尊敬。

　　“这就是你同房的病友吗？”日基廖娃瞧着坐在手车里的保尔，轻轻地问切尔诺科佐夫。

　　切尔诺科佐夫丢下了报纸，马上容光焕发地说：

　　“呵，这是保尔·柯察金。淑拉，应当介绍给你们认识认识。是疾病把他绊倒了，不然的话，把这小伙子派到我们那些老大难的地方是可以起作用的。他是第一代的共青团员。总之，要是咱们能帮助这个小伙子的话，他将来还能够工作的。我已下定决心扶他一把。”

　　潘科夫倾听着切尔诺科佐夫的叙述。

　　“他害的是什么病？”日基廖娃又轻轻地问。

　　“那是一九二〇年内战的时候得的，他脊椎骨受过伤。我和这里的大夫已经谈过了，你知道，恐怕那样的暗伤会使他完全瘫痪。你瞧有多么严重！”

　　“我马上去把他推到这边来。”日基廖娃说。

　　他们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就连保尔也没有想到，后来日基廖娃和切尔诺科佐夫都成了他最亲近的人，在他以后病重的几年里，他们都是他最有力的支柱。

　　生活还是照旧。达雅做她的工。保尔读他的书。但是他刚刚要开始小组的工作，一个新的不幸又悄悄地向他袭来——他的两条腿完全瘫痪了。现在能听他使唤的只有右手了。经过长期的和完全无效的努力之后，他知道他实在是再也不能走动了，这时候他把嘴唇都咬出了血。达雅勇敢地掩盖着她的失望和由于无力帮助他而引起的苦痛。可是保尔却像抱歉似的微笑着说：

　　“达雅，亲爱的，咱们俩只得离婚了。咱们在约定的时候并没有说可以这样过下去呀。亲爱的，今天我要好好考虑这个问题。”

　　她不让他再说下去。她难以抑制地痛哭起来。她的头紧贴着他的胸脯，抽抽搭搭地哭起来。

　　阿尔焦姆知道了弟弟的病情，就写信给他母亲，老人家立刻抛下一切，到保尔这儿来了。现在母亲、保尔和达雅三个住在一起，老太太跟儿媳妇很合得来。

　　保尔不顾一切继续学习。

　　在一个阴湿的冬天的晚上，达雅带着第一个胜利的消息回到家里——她被选为市苏维埃的委员了。从那天起，保尔就开始不常看见她了。达雅常从她洗家什的那个疗养院厨房，径自上苏维埃或妇女部去，深夜才回到家里，因此非常疲倦，但是脑子里却装满了新鲜事儿。接受她作候补党员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她正十分兴奋地准备着。可是，就在这时候，新的不幸又来了。保尔的病情继续恶化。他的右眼火烧火燎地疼起来，连左眼也疼起来了。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作失明——周围的一切都像蒙上了一层黑纱。

　　现在，一个可怕的障碍——所以可怕，是因为它似乎是不能克服的——已经悄悄地挡住了他的进路，阻止他继续前进。他的母亲和妻子悲观失望到了极点，但是他本人却很冷静。他坚决地对自己说：

　　“我应当等一等。如果真是没有前进的可能了，如果失明把我直到现在为了恢复工作所尽的一切努力都给取消了，如果我再也不能归队了——那就应当结束这生命。”

　　他写了许多信给他的朋友们。他们都回信劝他坚定和继续奋斗。

　　就在这痛苦的日子里，有一天晚上，达雅怀着无比的快乐和兴奋跑回家来，告诉他：

　　“保夫鲁沙，我现在是候补党员了！”

　　当保尔听着她叙述党支部接受这位新同志的经过时，他想起了当初他自己入党时的情形。他使劲握着她的手，对她说：

　　“呵，达雅同志，现在咱们俩可以组成一个小组了！”

　　第二天，保尔写信给区委书记，请他来看他。当天晚上，一辆满是泥浆的汽车停在门口，留着大胡子的中年的拉脱维亚人沃利麦尔握着保尔的手，说道：

　　“怎样，生活好吗？你怎么能这样过日子呢？起来吧，我们马上派你下地干活去。”他说着就大声笑起来。

　　区委书记和保尔谈了两个钟头，甚至忘记了他晚上还要开会。他一边在房间里来回走着，一边听着保尔的兴奋的谈话，最后他说：

　　“你别提学习小组的事了。你所需要的是休息，还要问问眼睛有没有法治。也许还可以挽救。你到莫斯科去一趟好不好？你好好考虑一下……”

　　保尔打断他的话，说：

　　“沃利麦尔同志，我需要的是人，是活的人！我不能独自过活。我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更需要与活人接触。给我找一些青年人来，最好是一些没有什么经验的小伙子。在你们的乡村里，他们都是非常‘左’的，都想组织公社，——他们嫌集体农庄不够味了。要是你再不注意这事情，那就难怪团员们还不会走就想跑了。我从前也是这样的，我了解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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