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94)_茨威格

九四

　　当他准备在隔壁房间将自己准备过夜的床打开时，这位女看护的确感到很不好意思，过来解释说，按照新的纳粹法律，她不可以让他在临终者的床边度过这个夜晚，对此她感到遗憾。我的堂兄是犹太人，而她作为五十岁以下的女人不允许同他在一个屋顶下过夜，哪怕在临终者的床前也不行。按照那些坏蛋的观点，一个犹太人脑子里的第一个想法肯定是对她性侵，玷污她的种族血脉。她说，她当然为有这类规定感到特别丢脸，但是她也不得不服从法律。这样，为了能让这位护理员守候在我母亲的临终病床前，这位六十岁的堂兄就迫不得已在晚上离开这座房子。也许人们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会庆幸我母亲不必在这群人当中生活更长的时间。

　　奥地利的局势也给我的私人生活带来改变，这些我一开始只是当成完全无关紧要的、纯粹形式上的一些改变。我的奥地利护照作废了，我必须向英国当局申请一份白色的替代性身份证，即一张无国籍者的护照。在我自己的世界主义梦想中，我曾经多次设想这应该是多么美妙的事情。按照我内心的感受，无国籍便是对任何国家都没有责任，也就没有区别地属于所有国家。但是，我不得不再一次认识到，我们的这些人间幻想是多么不可行。

　　只有当一个人亲自受过痛苦后，才能理解那些最重要的感觉。十年前，当我在巴黎遇到梅列日科夫斯基时，听到他向我抱怨他的书在俄国被禁，我这位没有经验的人还相当不假思索地企图安慰他说，相比于他的著作在国际上的传播，那实在算不上什么。可是，当我自己的书从德语世界消失时，我才再清楚不过地理解了他的那种抱怨：自己创作出来的词语只能以翻译本，只能以冲淡过的、改变了的介质呈现！同样，我也是在英国行政管理机构的等候室经过漫长等待才被叫进去的那一刻，才明白将自己的护照换成一张外国人身份证明意味着什么。我对自己的奥地利护照拥有一种权利，奥地利大使馆的官员和警察都有义务给一位有完全公民权的人签发护照，可是，为这份我从英国当局得到的外国人证件，我必须得请求。那是一种我需要请求的恩赐，而且这种恩赐任何时候都可能被剥夺。一夜之间，我的地位就下滑一级。

　　昨天，我还是一位外国客人，可以说是一位绅士，在这里消费外汇并且纳税；今天，我却成了外来移民，是一名“难民”。我被降至一个如果说不上是不名誉至少也是低人一等的类别当中。况且，持有这张白色证件的我，想获得任何外国签证都必须提交特殊申请，所有国家都对这一“类别”的人，这些没有权利、没有祖国的人——我突然也成了其中的一员——不予信任，因为如果他们惹下麻烦，滞留时间太长的话，不能像对待其他人一样将他们遣返，将他们送回他所来自的那个国家。我总是不由得想到若干年前一位流亡中的俄国人所说的一句话：“以前，人有一个身体，一个灵魂。今天他还需要一个护照，不然就不能被当成人一样对待。”

　　的确如此。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所经历的能让人感觉到的最大倒退，莫过于对个人行动自由的限制以及自由权利的缩小。在1914年以前，地球属于所有的人。每个人可以去他想去的地方，想停留多长时间就停留多长时间。没有所谓的许可，没有准入。当我跟现在的年轻人讲到我在1914年以前去了印度和美国，没有带护照，也根本没见过护照是什么样子，我总是看到他们脸上的惊奇。人们上车下车，不需要问什么，也不被人盘问；今天人们被要求填写的上百份表格，当时一份也不用填写。没有居留许可，没有签证，没有刁难。今天的国界线，因为大家彼此之间病态的不信任，已经被海关、警察、哨所变成了一道铁丝网，而那时的国界线无非是一条象征性的界线，谁都可以不假思索地越过，就如同格林尼治的子午线一样。直到世界大战以后，国家社会主义开始了对世界的搅扰。

　　作为第一个看得见的现象，也是我们这个世纪的精神瘟疫，那便是对外来者恐惧症：对外国的憎恨，或者至少是对外国人的恐惧。人们到处都在防范外国人，到处都在抵制外国人。所有那些从前只会加在罪犯身上的羞辱手段，现在的普通旅行者在旅行之前和旅行期间都必须领受。人们得允许自己被拍照，左面、右面、正面，头发必须剪短，好让耳朵能露出来，必须留下指纹，一开始只是拇指指纹，后来则是全部十个指头的指纹，此外还要出示各种证明：健康证明、防疫注射证明、无犯罪记录证明、推荐信，还要能够拿出邀请信以及亲属的地址，要出示道德上和财务上的保证，要填写一式三份、四份的表格，如果这一大堆材料中缺少一份，那就没戏了。

　　这些似乎都是琐事。冷眼一看，我居然提及这些琐事，显得我自己小家子气。但是，这些毫无意义的“琐事”让我们这一代人毫无意义地浪费了不可挽回的宝贵时间。如果我今天来算一下，我在那几年里填了多少表格，每次旅行时写了多少声明、税务申报、外汇证明、过境手续、居留许可、居住地登记和注销证明，我在领事馆和官署部门的前厅里等候了多少小时，曾经面对过多少个官员——友好的和不友好的，无精打采的和过分激动的都有——我经历了多少次过境时的检查和问询，有了这些经历之后我才感觉到，在这个世纪，在这个我们年轻时曾经坚信会成为一个自由的世纪，一个正在到来的世界公民的时代，我失去了多少人的尊严。

　　有多少我们的产出、我们的创造、我们的思想被这些没有产出，同时却让灵魂遭受凌辱的繁文缛节所带走！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在这些年里研读的官方规定都多于思想著作，通往一个陌生城市、陌生国家的第一条路不再像从前那样是通往博物馆，通往某处风景的路，而是前往大使馆、前往警察局的路，是去领取一个许可证。如果大家坐在一起，同样的一伙人，从前会谈论波德莱尔的诗歌，会带着思想上的激情来讨论问题，而现在我们谈论的是入籍和居留许可，是应该申请长期签证还是旅游签证。去结识一位在签证处工作，能让你的等候时间缩短的小职员，在过去十年内变得如此重要，甚至超过与一位托斯卡尼尼或者一位罗曼·罗兰的友谊。人们不得不一直感觉到，虽然有着与生俱来的自由灵魂，但人是客体而不是主体，权利丝毫没有，一切皆为官僚机构的恩典。人们不停地受到盘问、登记、编号、检查、盖章。直到今天，我这个不可救药的自由时代的人，一位梦想中的世界共和国中的公民，还一直觉得我护照里的每一个公章都是囚犯身上的烙印，每一次询问和检查都如同一场羞辱。我知道，这些是小事，小事而已，在一个人的价值暴跌得比货币还快的时代，这些都是微末之事。但是，只有抓住这些不起眼的病症，后来的时代才能正确地描绘出主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一时期思想状况和思想混乱的临床表现。

　　也许我是被此前的自由给宠坏了，也许我的感受度因为近年来陡然而至的变换而太敏感。每一种形式的移民都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失衡。如果一个人脚下没有自己的土地，他就会失去挺直的身姿，就会变得没有把握，对自己产生疑虑——所有这些也都得亲自经历过之后才能理解。我毫不迟疑地承认，从我不得不使用外国颁发给我的身份证件或者护照的那一天起，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这些证件和我自己是属于一起的。那种自然而然的身份认同，证件与原初的、本来的我相一致的身份认同被永远破坏了。

　　我变得比自己的天性所在更为拘谨了。从前我是一位世界主义者，可是现在我不断地有这种感觉，好像我应该为每一次呼吸感恩戴德，这是我从一个陌生民族那里所夺走的。在清醒思考时，我当然知道这种奇怪念头多么荒谬。但是，什么时候理性能真正抗拒自己的感觉呢！我用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来培养自己的心，告诉自己要成为一位“世界公民”，但是这都无法给我以帮助。不，在我失去护照的那一天，我以五十八岁的年龄发现，一个人失去的祖国绝不仅止于那一块被划定边界的土地。

　　有这种不安全感觉的并非我一人。慢慢地，不安开始在整个欧洲扩展开来。自从希特勒入侵奥地利，政治局势一直不明朗。在英国，那些曾经悄悄为希特勒铺平道路，寄望于借此为自己的国家换来和平的人，开始慎重考虑问题了。从1938年开始，在伦敦、巴黎、罗马、布鲁塞尔，在所有的城市和乡村，任何一个谈话，不管开头时话题多么遥远，最后总是不可避免地落到一个问题，即如何才能避免战争或者至少将战争向后推迟。如果我回头看在欧洲战争恐惧一直愈来愈强的这几个月，我能回忆起来，只有两三天人们有真正的信心；只有两三天人们有了这种感觉，战争的阴云会过去，人们又可以自由地呼吸。是非颠倒的可笑之处恰好在于，那两三天在今天看来恰好是现代史上最糟糕的日子：那是张伯伦和希特勒在慕尼黑会晤的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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