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93)_茨威格

九三

　　火车经停萨尔茨堡，我的房子，我曾经在里面生活工作二十年的房子就在这座城市，但是我根本没有下车，都没有到站台上。我可以从车窗向外看到矗立在山丘上的我的房子，回想起在那里度过的岁月。但是，我没有去看一眼。为什么还要看呢？我再也不会住在那里。在火车驶过边境的那一刻，我像《圣经》中的罗得一样清楚地知道，身后的一切都是尘土与灰烬，是被凝结成苦涩盐柱的往昔。

　　我还以为自己已经预先感觉到能够发生的一切可怕之事，那便是希特勒的憎恨之梦得以实现，他会作为一个凯旋者占领维也纳，这座曾经将这个一贫如洗、一事无成的年轻人踢出去的城市。但是，与1938年3月13日所发生的非人的暴行相比——从此以后奥地利和整个欧洲成为赤裸裸暴力的猎物！——我的想象力，人类的想象力显得多么犹疑、多么弱小、多么可怜！现在，面具可以摘下来了。其他国家既然公开表现出了恐惧，那么，血腥的暴行就用不着再顾忌什么道德上的阻碍了，他们再不需要诸如在政治上消灭“马克思主义者”这样的欺骗性借口了：英国算得了什么？法国算什么？世界都不在话下。

　　现在不光要抢、要偷，连那种私人性质的复仇欲都得以恣意放纵。大学教授们被逼着用赤裸的手擦洗街道，有着虔诚信仰的白胡子犹太人被拖进他们的教堂，一群大呼小叫的年轻人逼迫他们下跪并齐声喊出“希特勒万岁”的口号。街上无辜的人像兔子一样被抓到一起、被带走，让他们去打扫冲锋队兵营的厕所。种种病态而肮脏的仇恨妄想，以前人们在黑夜中无耻地想到的，现在在光天化日之下得以大肆发泄。他们闯进住宅，从吓得浑身发抖的女人那里扯走耳环，对城市的同样劫夺可能也发生在几百年以前的中世纪战争当中。然而新增的内容是，他们那无耻的乐趣在于对人进行公开的折磨，对灵魂的摧残，各种精心设计的侮辱。所有这些并不是发生在一个人身上，而是上千人在遭受这种苦难。不像我们这个道德已经疲惫不堪的时代，当一个更为宁静的时代到来时，人们会浑身战栗地读到，在20世纪的文化之城，一个仇恨狂人曾经犯下了怎样的罪行。这是希特勒在各种军事和政治胜利中最邪恶的胜利，这个人成功地用不断升级的办法将所有法律概念的棱角磨掉。

　　在实行这一“新秩序”之前，如果没有法院的判决和拿得出的理由而杀人的话，还会让整个世界震惊，在人类的20世纪，酷刑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没收财产被明确地认定为偷窃和抢劫。可是现在，在一个个接踵而至的圣巴托罗缪之夜^①以后，在冲锋队的监狱和铁丝网后面不断有人被酷刑致死以后，个别的不公正还算什么？人间的痛苦还算什么？1938年，在奥地利沦陷以后，我们的世界对非人道、无法无天、残忍的习惯程度，是此前几百年所没有的。假如在从前，维也纳这座城市里发生的这些事情，足以受到国际上的唾弃；但是，在1938年，世界良知却缄口沉默，或者只是含糊其辞地说几句，随即便忘记和原谅了这些暴行。

　　①“圣巴托罗缪之夜”本义是指1572年8月24日在法国发生的天主教对基督教新教胡格诺派信众的大规模屠杀行动。这里借指大规模、集中的迫害活动。

　　那些天是我人生中最可怕的日子：每天都响彻着来自家乡的求救呼声，明知道最亲近的朋友们被抓走、遭酷刑、承受羞辱，无助地为每一个自己所爱的人感到战栗。我也可以毫无愧疚地说——这个时代已经将我们的人心如此反转——当我那年迈母亲的死讯传来时，我没有惊骇，没有哀伤。正好相反，知道她现在可以免受一切痛苦和危险，这令我感受到一丝安慰。她已经八十四岁高龄，耳朵几乎完全聋了。她住在我们自家住宅当中，所以就算依据新的“雅利安法律”，她暂时也不用搬迁出去。我们寄希望于过一段时间以某种方式将她接到国外。维也纳被占领后的第一批法令就让她受到沉重一击。

　　八十四岁的她已经腿力不支，她每天短暂散步时，习惯每走五分钟或者十分钟就坐在环城大道或者公园里的椅子上休息一会儿。希特勒成为这座城市的主子八天以后，就发布了一道牲畜不如的禁令：犹太人不允许坐在长椅上，这是专门以折磨人取乐为目标的众多禁令当中的一条。对犹太人的抢劫还算有他自己的逻辑，尚可容忍，毕竟他们可以将工厂、住宅、别墅这些抢夺之物以及由此腾出来的职位留给自己的人，用来奖赏自己的走卒，戈林的绘画收藏能变得那么丰富而且堂皇，也主要归功于这种毫不手软的抢劫行动。但是，不让一位老太太或者一位体力不支的老先生在长椅上坐几分钟喘口气，这种事发生在20世纪，是由一个人想出来的：这个人，却被上百万人当成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而受到顶礼膜拜。

　　幸运的是我母亲得以避免长时间忍受这类野蛮行为和侮辱。在维也纳被占领几个月之后，她离世而去。与她的去世有关的一段小插曲，我没法绕过去不写。在我看来，正是对这些细节的记录，对即将到来的时代才显得非常重要，下一代一定会觉得这些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八十四岁的老太太在早上突然失去知觉。被叫来的医生很快就做出了判断，她可能活不过当天夜里，于是叫来了一位大约四十岁的女护理员来做她的临终陪伴。当时，她的两个儿子——我哥哥和我——都无法赶到，因为在那些德意志文化的代表人面前，就算是为母亲守灵而回到奥地利，也一样以犯罪论处。于是我们的一位堂兄打算当天晚上在她的居室度过，这样至少在她临终之际有一位家庭成员在身边。这位堂兄当时六十岁，自己的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实际上他一年以后便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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