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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然后,他回过头来对那位投机家说:

  “‘德·瓦朗坦先生是我的朋友,’他指着我说:‘我来给你介绍,他是我们未来的大文豪。他从前有位姑母在宫里红极一时,是一位侯爵夫人,两年以来,他在写一部大革命时期保王党历史的著作。’

  “这时候,他又凑近这位奇怪的商人耳边说:

  “‘这是个有才能的人,但是位书呆子,他可以用他姑母的名义替你撰写你所要的回忆录,每卷给他一百埃居就可以了。’

  “'这笔买卖倒还合我的意,’对方一边回答,一边把领结往上抬一下。‘喂!伙计给我端牡蛎来。’

  “‘那么,好的,你可要给我二十五个路易的佣金,还要预支他一卷书的稿酬。’拉斯蒂涅接着说。

  “‘不,不。我只能预支五十个埃居,这样我会更有把握早日拿到原稿。’

  “拉斯蒂涅压低声音给我谈一下这笔买卖,然后,不和我商量就回答对方说:

  “‘我们同意啦,’他回答说,‘我们什么时候去看你,好办妥这笔买卖的手续?’

  “‘那么,明天晚上七点钟,你们到这里来吃晚饭吧。’

  “我们两人站起身来。拉斯蒂涅掷给伙计一些小费,把账单塞进衣袋里,我们就出来了。我为他这么轻率,毫不介意地便把我那可敬的姑母蒙博隆侯爵夫人卖掉,不禁大吃一惊。

  “‘我宁愿搭船去巴西给印第安人教代数,尽管我对代数一窍不通,也不愿意玷污我们家的名声。’

  “拉斯蒂涅听了哈哈大笑,打断了我的话头。

  “‘难道你就这样傻!你先把这五十埃居拿到手,再给他写回忆录。等到写好回忆录,你便拒绝用你姑母的名义发表,傻瓜!蒙博隆夫人死在断头台上,她的长裙,她的声望,她的美貌,她的脂粉,她的拖鞋,这一切,远远超过六百法郎。到那时候,要是出版商不肯付给你姑母应得的代价,就让他去找一个老铜子或者什么拆烂污的侯爵夫人来顶名发表吧。’

  “‘噢!为什么我要离开我那纯洁的阁楼?’我大声嚷道,‘这个社会的背面真是太肮脏下贱了!’

  “'好,这倒满有诗意,可是,我们是在谈生意经呵!你可真是孩子气。’拉斯蒂涅回答,‘你听我说,关于回忆录,读者会作出评价;至于我那位文学界的?皮条朋友,他和出版界所建立的关系,难道不是花了他八年的时间,和无数惨痛的经验才换来的吗?在和他分担著书的工作上,你虽然吃点亏,但在金钱报酬方面,你还是占了便宜嘛;二十五个路易对你的用处,比一千法郎对他所起的作用要大得多。去吧,你可以写这类历史回忆录,万一能成为艺术作品就更好,狄德罗也曾为一百埃居写过六本说教书哩。’

  “‘就这么办吧,’我很感动地对他说,‘这对我说来确是一种需要,我可怜的朋友呵,我为此倒该好好感谢你了。二十五个路易将使我成为巨富……’

  “‘而且比你所设想的还富得多,’他笑着回答说,‘如果斐诺在这桩买卖上给我一笔佣金,难道你猜不出这也是为你而要的吗?——我们现在到布洛涅森林散步去吧,’他说,‘在那儿我们会遇到你的伯爵夫人,我还要把我打算娶的那位漂亮的小寡妇指给你看,她是个稍有点胖,很迷人的阿尔萨斯女子。她读康德、席勒和约翰-保尔①的著作,还读一大堆有关水力学方面的书。她有一种癖好,老喜欢征求我的意见。因此,我得装作了解这种德国的感伤情调和懂得一大堆歌谣,这都是医生禁止服用的麻醉品。我还不能使她丢掉爱好文学的习惯,她读歌德的作品时,哭得泪人儿似的,为了献殷勤,我也只好陪她流点眼泪,这是关系到五万法郎年金的问题呀!我的朋友,何况,她还有世上最美的小脚和小手!……啊!要是她没有那德国口音,说我的天使时,说成我的天子,说弄乱时,说成弄断,那她就算是个十全十美的女人了!’

  ①约翰-保尔·李赫忒(1763—1825),德国哲学家、小说家,曾在诗篇《幽灵》中描写过死去的人的失望,据称有些死者还魂后说,死去的耶稣本人曾告诉过他们,上帝是不存在的。

  “我们看见伯爵夫人坐在她华丽的马车里,容光焕发,神采照人。这妖媚的女人挺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还对我嫣然一笑,当时我觉得这微笑是神圣的,并且充满爱情。啊!我是多么幸福呵!我相信已被她爱上,我已有钱,又有爱情的宝藏,穷苦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我感到轻松,心情愉快,一切都满意,我觉得我朋友的情人也很迷人。树木,空气,天空,整个大自然似乎都象馥多拉那样在向我微笑。再回到爱丽舍田园大道时,我们顺便到拉斯蒂涅平常买衣帽的帽店和裁缝店去。‘项链事件’使我脱离了穷苦的和平生活,而转入了可怕的斗争生活。从今以后,我可以毫无顾虑地在风雅和奢华方面与那批环绕在馥多拉身边的青年人比一比高低了。我回到自己家里后,反锁上房门,表面上保持冷静,对着天窗,向我的屋顶作永远的告别,我沉溺在未来生活的梦幻里,把生活尽量变得戏剧化,预先盘算着如何享受爱情和它的种种乐趣。啊!在家徒四壁的阁楼里,生活竟然也能够沸腾起来!人类的灵魂真是个精灵,它能把一根稻草变成金刚钻;在它的魔杖指挥下,迷人的宫殿出现在眼前,就象田野里的花儿,一朵朵在太阳热力的烘暖下绽开那样……

  “第二天,近中午的时候,波利娜轻轻叩我的房门,给我带来一样东西,你猜猜是什么?原来是馥多拉写的一封信。伯爵夫人请我到卢森堡公园接她,并从那儿一道去参观博物馆和植物园。

  “‘送信人在等候回音,’她略微沉默了一会儿后对我说。

  “我草草写了一封回信,表示谢意,把它交给波利娜,然后,我穿上衣服。正当装束完毕,对自己相当满意的时候,忽然想到如下的问题,身上不禁冷了半截:

  “'馥多拉到底是坐车子来,还是走路来?天将会下雨,还是仍然晴朗?……’但是,我心想,不管她是坐车来还是步行来,难道有谁能猜透一个女人的怪诞思想吗?她也许身上不带一文钱,却愿意赏给一个萨瓦省小孩五个法郎,因为他的衣衫实在破烂。

  “我身上一个铜子也没有,要到晚上才能收到一笔款子。噢!在我们青年时代,象这类困境不知道有多少,一个诗人要使自己的才智获得充分发展,就得付出高昂的代价,就得节衣缩食,辛勤工作!霎时间,无数剧烈的痛苦思想涌上心头,就象万箭穿心那样。我从天窗仰望长空,看到天气很不可靠。万一天气真要变坏,我当然可以雇一辆整天包用的马车;但与此同时,我在快乐的时候岂不要时刻担心晚上找不到斐诺?我自认没有能耐在快乐的时刻来负担这么多恐惧。尽管我明知不会找到任何东西,我却决心在我房间里大加搜索,寻找我幻想中的银币,我连褥子底下都翻到了,我搜遍一切,甚至破旧的长靴筒子都去摇一摇。我神经紧张,象发了疯,我用凶暴的眼光瞪着所有被?倒了的家具。我怀着由于绝望而颓丧的心情,走到书桌跟前,第七次打开抽屉,瞥见紧贴在侧面板上,阴险地躲藏着一枚五法郎的银币,它洁净而辉煌,美丽而高贵,象初现的明星般闪亮。当时我那种疯狂的激动情形,你能够了解吗?我既不想追究它默不作声地躲藏起来的原因,也不愿斥责它如此狠心地躲藏起来的罪过,反而象对一位患难之交的朋友般吻它,向它大声欢呼,以致发出回响。我猛然回过身来,瞥见波利娜面色发青地站在那里。

  “'我以为,’她声音激动地说,‘以为您出了什么事了!那送信人……(她停住不说,象是喘不过气来似的。)我母亲已把小费给他了,’她又添上一句。

  “随后,她就跑开了,那幼稚和有点疯狂的样子,简直莫名其妙。可怜的小姑娘!我祝愿她和我一样幸福。在这时候,我似乎感到心中充满了人世间的一切欢乐,我真愿意给不幸的人们退回他们应得的那部分欢乐,因为我相信他们失去的欢乐正是被我偷走了的。我们对灾祸的预感常常是有道理的,伯爵夫人把她的马车打发走了。那是一种心血来潮,是漂亮女人们的奇想,连她们自己也常常无法解释,她要从林荫大道上步行去植物园。

  “‘可是,天快要下雨了,’我对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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