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连(94)_史蒂芬·安布罗斯

九四

　　比尔·瓜奈若中士也是在巴斯托涅失去一条腿的，它从膝盖以上被锯掉了。1945年夏天退伍后，他同样被定为80％残疾。他结了婚，生了一个孩子，做过印刷工、销售员、退伍军人管理局职员和木匠，所有这些事都是带着一条假腿做的。他的履历中有一些混乱不清的地方，这使他经济上受到了损失，为此，他多次到退伍军人管理局去说理。1967年，他最终以全残的证明书得以退休。

　　在后来的24年里，他扔掉了假腿，依靠T形拐杖移动。他能移动得很快，比大多数双腿健全的年轻人走得还要快。他和他的妻子弗兰住在费城南部，他也正是在那儿长大的。他们生育了5个孩子，长子在越南当空降兵。瓜奈若非常积极地参与101师战友会的活动，而且在召集E连弟兄聚会方面很积极。

　　“查克”·格兰特中士战后被一个喝醉的美国兵射中了头部，后来被一位德国医生救活了。他慢慢地有了一些恢复，但言谈方面仍有困难，左胳膊也部分瘫痪了。在获得医院开具的全残退伍证明书后，他定居于旧金山，在那儿经营一家小型雪茄店。在后来的岁月里，他经常出席E连的聚会，在101师战友会中表现得也很积极。迈克·兰尼提名他担任101师战友会506团的代表，他当选后颇感自豪地为大家服务。他于1984年去世。

　　“麋鹿”弗雷德·海利格在荷兰被自己兄弟误伤了两次，被用飞机送进了格拉斯哥的一家医院，然后又乘伊丽莎白女王号去了纽约。在后来的两年半时间里他又转过三次院，还接受了皮肤和神经的移植，于1947年2月退伍。利用美国军人人权法案规定的津贴，他进了马萨诸塞大学，1950年毕业并取得了园艺装饰学的学位。在以后的40年里，他为各种景观公司工作，并为高尔夫球场当顾问和供应商。他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依然保留着用带倒镞的箭打猎以及观鸟和野营的爱好。

　　利奥·博伊尔中士在比利时、英格兰和美国的医院里住了共9个月后于1945年6月22日退役，他被定为30％残疾。他找到了一份铁路司闸员的工作，但他的腿承受不起肌肉的过度劳累。后来他又在邮局工作，分拣信件，但他的腿又一次无法支撑下去。“那时，我十分难过和困惑，便去退伍军人管理局的医院检查。几天后，一个由三名内科医生组成的小组宣布我的残疾程度为50％，然后就让我出院了，对我将来的前途也没有给予任何指点。”

　　博伊尔用美国军人人权法案规定的津贴上了俄勒冈大学，他主修政治学并以优异成绩获得了硕士学位。他加入了中学教师的行列，最后致力于残疾人教育。“这是一个拥有特殊回报的职业。残疾人与老师之间总有一种温暖和友好的感觉。”1979年退休时，他因为从事残疾人士教育的领导和研究工作成绩突出而被授予了职业教育方面的荣誉。

　　连里的另两个成员——最后一任军士长和第一任连长也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

　　弗洛伊德·塔尔伯特中士身上也有伤和伤疤，这倒没对他造成什么大影响，但有关战争的记忆却打倒了他。他成了一个四处流浪的酗酒者。为了谋生，他干过许多职业：在加利福尼亚北部当过渔夫、猎人，做过向导，有时还用捕兽机捕兽。他还曾犯过几次心脏病。

　　塔尔伯特是E连为数不多的与大家失去联络的人之一。1980年，戈登争取到所在州的国会议员和乔治·鲁兹的儿子史蒂夫的帮助去寻找塔尔伯特。迈克·兰尼中士也加入了搜寻工作。最终，他们在加利福尼亚的雷丁找到了他，并劝他参加1981年在圣迭哥举办的连队战友聚会。

　　兰尼把塔尔伯特的地址通知了大家。温特斯和其他一些弟兄们给他写了信。塔尔伯特给温特斯回了信，在这封手写的3页长的信中，塔尔伯特追忆了他们过往的经历。“你还记得那次你带领我们进入卡朗唐的时候吗？看着你在路中央还想继续走的样子实在让人受不了！……你还记得我们在荷兰准备后撤的情景吗？皮科克中尉把他的卡宾枪扔在了路上。他不走了。上帝可以作证，当时我叫他把枪捡起来，我告诉他要是他不走的话我就毙了他，他最终还是照我说的做了。我喜欢他这个人，他是一个真诚的、照章办事的军官，但他不是个战士。在他叫我管理兄弟们的那段时间里，我俩相处得还挺不错。

　　“迪克，类似这样的事说也说不完。我还从没同任何别人说过这些。我们的共同经历对我来说几乎是神圣的。”他在信末的署名是，“永远忠诚于你的战士。”

　　塔尔伯特还在信中附了一张近照。照片上的他看起来像一个山里人。温特斯在回信中，告诉他如果他想来圣迭哥就把胡子刮了，头发理了。他照做了，但他仍穿着一身破旧的打猎装出现在大家面前。聚会的第一天早上，戈登和唐·穆尼还带他到一个商店里买了新衣服。这一年还没过完，他就去世了。

　　戈登为他写了墓志铭。“几乎E连的所有弟兄都受过不同程度的伤。我们中的一些人瘸了，一些人的视力或听力受到了损害，但我们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改变自己的生活来适应自己的身体状况。塔尔伯特却每天都在与他心中的恶魔作战。他为自己的祖国付出了宝贵的代价，除了放弃生命，他已经不能付出得再多了。”

　　迪克·温特斯给塔尔伯特最终的赞誉是：“如果只准我选择一个弟兄来和我一起执行战斗任务，我会选择塔尔伯特。”

　　赫伯特·索贝尔上尉肉体上没有受什么伤，但精神上的创伤却很深。他也从大家的视线中消失了。他结了婚，有两个儿子，后来又离了婚，儿子们跟了母亲。他在芝加哥为一家电公司当会计。60年代初的一天，克拉伦斯·赫斯特少校到芝加哥出差。他请索贝尔吃了顿午餐。他发现索贝尔对E连和自己的生活都颇有抱怨。

　　20年后，瓜奈若曾努力找过索贝尔，最后找到了索贝尔的姐姐，他的姐姐告诉瓜奈若，索贝尔的精神状态很差，他把怒气发泄到E连的弟兄们身上。但不管怎样，瓜奈若还是替索贝尔付了101师战友会的会费，希望索贝尔能参加这个组织的聚会，但他始终没有出现。不久以后，索贝尔上尉企图自杀，但他笨手笨脚地没有成功。最终他死于1988年9月。他的葬礼十分凄凉，前妻和儿子都没有来，也没有一个E连的弟兄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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