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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〇


  国内收入署声称,他逃税的金额是6000美元。此外,记者还提及了他离过两次婚这一无聊的事实。为了让丑闻更加富有戏剧性,报上还登了一张照片,是内特几年前在华盛顿一家酒吧前照的。手里拿着酒瓶。他审视着自己当初的那副德性:眼睛发亮,脸颊通红,混在一群酒鬼中傻笑。照片让人觉得难堪,但那已是过去的生活了。

  毫无疑问,每次的报道都还会提到特罗伊本人那些乱七八糟的背景——三个妻子,已知的七个子女,110亿美元的财产,14层楼上的绝跳。

  目前找不到奥里列先生。斯塔福德先生也无可奉告。费伦家属的律师已经谈得够多了,这次没有再请他们做评论。

  内特折起报纸,回到住宅。现在是8点半,离地下室的施工还有一个半小时。

  那些猎犬如今已经知道了他的名字,但要找到他的踪迹并不容易。乔希为他的邮件找了一个信箱。他还有一个新的办公电话号码,电话的户主名叫内森·奥里列律师。电话由乔希的秘书转接,然后作归档处理;在圣迈克尔斯,只有神父和他的妻子知道他是谁。其他人只听说他是巴尔的摩一个有钱的律师,正在写一本书,躲避也能让人上瘾。也许这就是雷切尔这么做的原因。

  表明雷切尔态度的副本送到了对方律师的手里,他们都感到震惊:她真的活着,而且准备同他们争讼,尽管她选择律师的做法有些令人疑惑。奥里列的声誉是有目共睹的——他是一个才思敏捷、能胜任这份压力的诉讼律师,但对方的律师,包括威克利夫法官在内,都怀疑这是乔希在幕后操纵、他把奥里列从康复中心弄了出来,帮他洗刷了罪名。然后把案子交给了他,让他走上法庭。

  星期天早上,费伦家属的律师都去了兰霍恩女士的事务所。

  这幢很现代化的大楼和其他建筑一起坐落在商业区的宾夕法尼亚大道。她的事务所是个很有潜力的公司——虽然40个律师的规模还无法吸引一流的大客户,但领导层的抱负很大。办公室的装饰非常气派、豪华,律师们穿的服装也很讲究。

  他们商定一星期碰一次头,定在星期五的早上8点,时间不超过两小时。他们讨论费伦的案子,制定下一步的策略。主意是兰霍恩女士出的。她意识到她必须充当调解人的角色。男人们在一个劲地勾心斗角,如果内部的人都在背后捅刀子,那么他们势必会失去很多利益。

  至少,她认为内部的劫掠风波已经过去了。她的委托人基娜和科迪已经认准了她。扬西似乎也给兰博套上了颈圈,沃利·布赖特几乎与利比盖尔、斯派克同吃同住了。哈克拥有了另外的三个——小特罗伊、雷克斯和玛丽·露丝——看来也很满足了。继承人之间也已捐弃前嫌,关系变得融洽起来。任务也基本明确了。

  律师们都意识到他们最好是抱成一团,要不就会输掉这场官司。

  第一个议题是斯尼德。他们花了几个小时看了他第一次表演的录像,每个人都准备了许多帮他改进的建议。杜撰臆造根本不是什么难为情的事情。当过电影剧本作家的扬西为斯尼德写了一部长达50页的剧本,里面那些大胆妄为的指控把可怜的特罗伊完全说成了一个白痴。

  第二个议题是尼古莱特,那个秘书,再过几天他们也要给她录像,有些内容是非要她说不可的。布赖特有个主意:也许老头儿在接受精神鉴定的前几个小时和她交欢时有过一次中风。这是尼古莱特和斯尼德都能作证的。中风就意味着他的思维能力受到了影响。这主意很妙,与会者都表示赞同,同时也引发了一场关于尸体解剖的讨论。他们还没有见到解剖报告。可怜的老头儿摔在石子路面上,头部一定遭到了重击。尸体解剖能查出中风的病灶吗?

  第三个议题是他们雇用的精神病专家,格里特的那位已经匆匆地随律师一起退出了,于是还剩下四个,每个事务所一个。四个人的意见在法庭上是很有说服力的,尤其是他们是通过不同的途径得出一致结论的。他们同意对精神病专家的证词也要进行排练,作严格的审核,用压力来左右他们。

  最后一个议题是关于雷切尔·莱恩的出现和她的律师。

  “卷宗里没有一份文件是有这个女人签字的。”哈克说,“她是个隐居者,没人知道她在什么地方,只有她的律师知道,但他没有透露。他花了一个月才找到她,可她什么字也没签。严格地说,法庭对她并不拥有司法权。我看这个女人显然是不愿意露面。”

  “就像那些中了彩票的人一样,”布赖特插话说,“他们不想声张,免得被流浪汉敲破大门。”

  “如果她不要这笔钱呢?”哈克问。房间里的人都呆住了。

  “那是疯了。”布赖特脱口而出,他越想越没有这种可能性。

  见他们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哈克继续说道:“这只是一种猜想,但我们应该考虑到了。按照弗吉尼亚州的法律,遗嘱中的遗赠是可以放弃的。遇到这种情况,这笔遗赠将按剩余遗产的条款仍留在遗产中。如果这份遗嘱被推翻,而又没有其他遗嘱的话,那么所有的遗产将由特罗伊·费伦的七个子女共享。既然雷切尔·莱恩一分钱也不要,那自然由我们的委托人平分。”

  他们的脑子里快速地进行着令人眩晕的数字计算。110亿除以6,减去部分的遗产税,然后再乘以一定的百分比,一夜之间变成富豪就是眼前的事了。七位数的酬金立刻变成了八位数。

  “这不太现实。”兰霍恩缓缓地说。她的头脑仍被一些数字纠缠着。

  “我不能肯定,”哈克说。他显然要比别人知道得多,“弃权声明是很容易执行的文件。我们难道能相信奥里列先生跑去巴西,找到雷切尔·莱恩,告诉了她特罗伊的死讯,又当上了她的律师,却没有让他的委托人在一份能赋予法庭司法权的文件上签字?这里面一定有蹊跷。”

  扬西第一发问:“巴西?

  “是的,他刚从巴西回来。”

  “你怎么知道的?”

  哈克慢慢地拿起一份卷宗,翻了几页。

  “我有一个很棒的私家侦探。”他说,房间里鸦雀无声,“昨天,当我和你们一样接到了她的回复和奥里列的书面陈述后,我给那位私家侦探打了电话。三个小时后,他了解到了以下的情况:12月22日,内特·奥里列在杜勒斯机场乘坐里奥格兰德航空公司882航班直飞圣保罗。在那儿他又乘坐146航班去了格兰德营,然后换乘潘特纳尔的短途航班到了一个叫科伦巴的小城,是23日到达的。他呆了近三个星期,然后又回到了杜勒斯机场。”

  “也许是度假。”布赖特喃喃地说。他和其他人一样感到惊讶。

  “也许,但我很怀疑。奥里列先生秋天是在康复中心度过的,而且不是第一次。特罗伊跳楼的时候他正关在里面。但22日他就被释放了,当天去了巴西。他的旅行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寻找雷切尔。”

  “这一切你是怎么知道的?”扬西不得不问道。

  “这并不太难,尤其是航班的消息:任何一个好的黑客都能搞到手。”

  “你怎么知道他进了康复中心?”

  “探子。”

  个个在细细地琢磨,房间里出现了长长的沉默。他们不禁对哈克既鄙视又钦佩,他似乎总能搞到他们没有的情报,而他跟他们是在同一个阵营的。

  “这只是手段,”他说,“我们加紧要求告知的程序,对遗嘱进行有力的质疑:我们只字不提法庭对雷切尔·莱恩不具备司法权这一事实。如果她既不出庭辩护,也不作弃权声明,那就说明她不想要这笔钱。”

  “我根本不相信。”布赖特说。

  “那是因为你是律师。”

  “那么你呢?”

  “也是律师,只是没那么贪婪。不管你信不信,沃利,这个世界上确实有人不是为钱而活的。”

  “这种人大约有20个,”扬西说,“他们全是我的委托人。”

  一阵笑声缓解了紧张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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