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人(36)

三六

　　“念呀，念呀，简直就是写你。”政委毫不让步。

　　密列西耶夫读了一遍。文章讲述的是俄国军事飞行员，瓦连里扬·阿尔卡其耶维奇·卡尔波维奇的故事。中尉卡尔波维奇在德军阵地上空飞行时，一条腿被敌人的杜姆弹炸伤。他拖着一条炸烂的腿，硬是驾着自己的“法尔曼”型座机穿过前线，降落到自己的阵地上。他的腿被截去一只，但是年轻的军官不愿离开军队。他发明了一种结构独特的假肢，长久不懈地做体操，训练驾驶操作，由于这样他在战争的后期又重返军营。他在一所空军飞行员学校任检查员，据文章里说，有时甚至“驾着自己的座机腾飞上天，去历险”。他曾获得军官“乔治”勋章。他在俄国空军服役期间，成绩卓越，一直到他因飞机失事而去世。

　　密列西耶夫将这篇文章读了一遍、两遍、三遍。照片上的这位面色疲倦而又果断的瘦精精的青年中尉略带紧张，但总体上还是气宇轩昂地微笑着。全病房的人都鸦雀无声地注视着阿列克谢。他把头发挠得乱蓬蓬的，目不转睛地看着文章，用手摸到床头柜上的铅笔，认真仔细地把它框起来。

　　“读完啦？”政委狡黠地问。阿列克谢没吭声，眼睛仍旧在字里行间扫来扫去。“喂，你说说看！”

　　“他嘛，只少了一只脚。”

　　“你呢，是苏维埃人呀。”

　　“他驾驶的是‘法尔曼’机。难道那是飞机？那是个楼架子，驾着它怎么飞不起来呢？上面的操纵装置既不需要手脚灵活，也不需要手脚敏捷。”

　　“可你是苏维埃人呀！”政委仍不让步。

　　“苏维埃人。”阿列克谢机械地重复了一遍，依然目不转睛地盯着那篇文章，顷刻他那苍白的脸上泛出一丝红晕来，他用惊喜的目光环顾着大家。

　　睡觉时阿列克谢把杂志塞到枕下，塞过之后他就回忆起来，小时候他爬到和兄长们同睡的高板床上，他也是这么把一只丑兮兮的短耳朵小熊塞到枕下的，那是母亲用一件旧的绒布短衫为他缝制的。想到这里他一下子吃吃笑起来，笑得全屋的人都听见了。

　　夜里他没合眼。病房里的人都进入了梦乡。葛沃兹捷夫在床上翻了一下，弄得弹簧吱吱咯咯地响。斯捷璠·伊万诺维奇的鼾声像瞿瞿的哨声，似乎他的体内要炸裂了一般。政委偶尔翻身的时候，透过牙缝在静静地呻吟。这一切阿列克谢均未听见。他不时地拿出杂志，就着微弱的过夜灯光看着中尉那张笑吟吟的脸。“你真不简单，你到底干成了。”他想着，“对我虽是十倍的困难，你瞧着吧，我不会甘拜下风的。”

　　夜间政委突然没有了声息。阿列克谢欠起身来看见他躺在那里面色惨白、神情安详，好像已经断气。飞行员抓起小铃挡疯狂地摇起来。克拉夫奇雅·米哈依洛夫娜帽子也没戴、满脸惺松、披头散发地就跑进来了，几分钟后主治医生也被唤来了。给他搭脉、给他打强心针、往他口中插氧气管。这次抢救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有时病人似乎是毫无希望了。但是最后政委还是睁开了眼睛，微弱地、几乎不可察觉地对克拉夫奇雅·米哈依洛夫娜笑了笑，轻轻地说：

　　“请原谅，我让您受惊了，还是虚惊一场。我压根就没走到地狱，所以除雀斑的油膏没带来。所以嘛，亲爱的，毫无办法，您只好让您的雀斑出出风头喽。”

　　几句笑话让大伙儿的心里轻松了许多。这棵橡树的确坚实，这样的风暴他是能经受住的。主治医生走了，咔嚓咔嚓的皮鞋声渐渐地消失在走廊的尽头，助理护士也走了，只有克拉夫奇雅·米哈依洛夫娜呆在这里，侧身坐在政委的床上。病人们又睡着了，密列西耶夫也闭目躺着，却琢磨着假肢的事情。起码可以用皮带把假肢拴系在飞机的脚蹬操纵上。他记得曾在航空俱乐部听过教官（内战时期的老飞行员）说过一个短脚飞行员把一块木垫绑在脚蹬板上的故事。

　　“老兄，我不会甘拜下风的！”他向卡尔波维奇发誓，“要飞，一定要飞！”他的脑海里反复出现这句话，驱走了他的睡意。他静静地躺着，闭着双眼。别人可能认为他已进入梦乡，做梦发笑呢。

　　就在这时候他听到一段谈话，这席话他在以后生活困苦的时候曾不止一次地想起过。

　　“唉，您这是干什么呀，干什么呀？疼得这个样子了还说笑逗乐的。我一想到您病成这样，我的心都凉了。为什么您拒绝单人病房呢？”

　　似乎说这话的不是病房护士，不是那个妩媚、和蔼，有些超凡脱俗的克拉夫奇雅·米哈依洛夫娜，而是一个充满激情和抗议的女性。她的话语里饱含痛苦，也许还含有一种更深的情感。密列西耶夫睁开双眼。头巾遮住了小灯发出的暗淡的光，他看见了枕头上政委那张苍白浮肿的脸和一双安详而柔和闪光的眼睛，他还看见了护士温柔的女性侧影。一束从背后反射来的灯光把她一头蓬松的褐发映得发光。密列西耶夫尽管知道不该偷看，但是他的目光怎么也不能从她身上挪开。

　　“唉呀呀，小护士，都淌眼泪了呢，这可不好啊！大概我们要吃安眠药了吧？”政委像对小姑娘一样对她说。

　　“您又在取笑人了。您是个什么样的人啊？您是个怪人，懂吗，是个怪人。该哭的时候反而笑；都自身难保了反而安慰别人。我心爱的人儿，心爱的人儿，您听着，您不该这样对待自己！”

　　她垂着头默默地哭了好久。政委忧郁而怜爱地望着她那在白大褂里抽搐的瘦弱的肩头，说：

　　“迟了，迟了，亲爱的。个人大事我总是拖得太久，总是腾不出时间，如今呢，一切都太迟了。”

　　政委叹了一口气。护士挺了挺腰，那双噙满泪珠的眼睛殷切期待地注视着他。他笑了笑，又叹了一声，然后用一向友善、不无戏谑的腔调继续说：

　　“乖孩子，听我讲个故事吧，是刚刚想到的。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发生在内战时期的土克尔斯坦境内。我们的一个骑兵队拼命追击巴斯玛契匪帮，结果误入一片沙漠之中。马匹是俄罗斯产的，不适应沙地，开始一匹一匹地跌倒。这下我们都成了步兵。是的，指挥官于是决定：扔掉驮物，光带武器步行向一个大城市进发。可是离城大约有一百六十公里呢，而且是在光秃秃的沙漠上行走。乖孩子，你能想象吗？我们走呀走呀，走了一天、两天、三天。骄阳似火，干渴难忍，嘴唇开始干裂。空中是热腾腾的沙尘，脚下是沙沙发响的沙土，扑到牙齿上嘎嘎作响，飞进眼里又痒又痛，钻进喉咙里又憋又问。唉，实在又累又乏。有人倒在沙地上，激起一层层沙子，把脸贴到地上躺着。我们的政委叫瓦罗京·雅可夫·巴甫洛维奇。外表上他是个文弱的书生，原先是一个历史学家，可实际上他是一个坚强的布尔什维克。他似乎应该是第一个跌倒的，可是他却边走边鼓励鞭策大家，他说：‘近了，快了。’对那些躺下来的，他晃悠着手枪说：‘起来！不然我毙了你！’

　　“到了第四天，离城只有十五六里了，人们精疲力竭。我们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像个醉汉。身后的脚印一深一浅，像受伤的野兽的足迹。忽然我们的政委唱起歌来，他的嗓子又尖细又蹩脚，唱的又是一支旧军队里的古里古怪的歌：‘褐斑马呀，大角羊呀……’可我们也跟着应和，唱起来。我下了命令：‘齐步走！’就一二一地叫着口令。也许你也不信，队伍走得挺轻松。这支歌唱完之后又唱起第二支歌、第三支歌。您要知道，亲爱的小护士，我们是在那么炎热的地方用干裂的嘴唱着！一路上，我们把知道的歌都唱了一遍，最后我们都走到了目的地，没有一个人留在沙漠里……您瞧，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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