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养活这家人(7)

七

　　我思索了几秒钟，然后告诉她，我想住得离大海近些。

　　“每一个来缅因州避暑的其他人都是这样想的。”她说，“那是非常昂贵的。”

　　“呀哈，喔，”我说，“我认为我们值得如此。”那一时刻，我的呼吸有些紧张。如果我们住在一个工人阶级的邻里中，而我又没有一份上好的工作足以把我和我的邻居们清清楚楚地区分开来，那就太令人灰心了！我又怎能使这些邻居甚至我自己来相信我仍然是在向上爬呢？天啊！如果那里有个后院的闹市，而人们在工作日突然登门拜访，正好看见我呆在家中，那又会是怎么个样子？我又如何说服这些邻居，我仅仅是顺路在家里逗留片刻，而后又要去争取极其新鲜而闪光的机会呢？

　　在悲伤之余令人心慰的是，我的几个学生在那年春天组织了一个请愿活动，要求学校重新聘用我。超过三百人数的学生在请愿书上签下了他们的名字，并将请愿书呈交给大学校长。不久，学生活动中心和书店贴出了标语，后来学校的新闻报报道了一个研究生最近为了抗议我被解雇，竟然放弃了他那享有声誉的文学奖金。巨大的床单制成的旗帜从学生公寓窗口挂了出来。我假装没有注意。而且每当学生问我关于我的计划时，我就解释说我们很高兴离开这个城市。“我们将回到缅因州的故乡。”我会这样说。在一个暖和的春夜，卡勒因饥饿醒来，我为她调制了一瓶牛奶，并且用胳膊抱着她漫步于校园。当我们走过高大弯曲的柳树林时，她睁大了她的眼睛。人们有时和小孩子在一起会做一些愚蠢的事情。那天晚上，我把她举了起来，这样她就能够看到横挂在公寓侧面的床单上用那鲜艳颜色写成的我的名字。在二十世纪末尾的这些日子里，生命已经近似疯狂。我认为，能够确定自己正在失去自身平衡的标准是看这个人是不是开始把自己想象成好莱坞电影中的一个角色。我从电视连续剧《根》中记住了这个史诗般的镜头：父亲把他的亲生婴儿高高举向星空，并且宣布了它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突然间，学生们为了维护我的权益而采取的行动深深地感动了我。我们回到了家里。当我把女儿放回到床上时，我就下定决心，我要做出一些大事来表达我的感激。

　　我决定，最佳的方案是将文学作为礼物留给他们，我指的是文学的尊严，当文学不是被学者的文学理论和教授的录音讲座弄糟时，它所能传达的纯粹的力量。

　　我产生了一个念头，让戏剧系的化妆师将我妆扮成沃尔特·惠特曼。化妆是十分令人信服的。当我的学生来上课时，我就倒在了椅子里，两腿夹着一瓶维士忌酒，我那悲惨的夜礼服的破烂的村里一拖到地。课堂上一片寂静，直到我开始介绍自己。“惠特曼是不是仍然活着？”我看到一个学生在问另一个学生。我已经熟记了这个诗人的一首伟诗《内战》，于是我站起身来，开始吟诵。我走到了教室的门口，一脚把它踢开；我停在了门槛处，然后大声喊到：“文学并不生长于像这样的地方！它生长在奄奄一息的战士的嘴唇上！它生长在青年男子和女子的激情中——”我无法记起剩下的情况，但是你可以想象出来。当我转回身来时，一个高大的足球运动员站了起来，而后开始为我欢呼。我停了一会儿。我想这有点疯狂，并想象着他是否曾经看过《死亡的社会》那部电影，其中学生们爬到了他们的课桌上来为他们将要离去的教师鼓掌欢送。其余的学生开始鼓掌，我就以优雅的鞠躬表示感谢。从那长长的胡须后面，我偷偷看着走廊，看是不是我的同事也听到了这些。三个同事正站在教师休息室的外面，朝我的方向看。我想，好好看看一个真正的教师吧！你可以在这一马横穿的小城市中坠落，但是我要云走四方。

　　唯一的问题是这样的：那年春天，我所申请的23所大学中有14所拒绝了我。我曾经给自己鼓足了劲儿，竟然无法理解这意味着什么。也许我稍微理解了点儿，因为每当一封回绝信寄过来时，我总是狂乱地处理掉它。我会读一遍来信，然后把它埋在厨房垃圾桶底部，再然后我就手提垃圾袋，将它丢在校园的创造艺术馆后面的垃圾堆中。那个学期我正好在创造艺术馆讲课。

　　在学生毕业前几天，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小伙子。他身穿一件白色衬衫，打着一条领带，就坐在一个没有标志的卡车中，靠近垃圾堆。在丢下我的垃圾袋时，我向他招了招手。一小时后，学校保安部派了一个人来找我。“整个学期我们都在设法抓住那个人，”他说，“正是那些尿布使我们确信这不是学生的垃圾。”

　　我表示了歉意，并告诉他我将接受所规定的任何罚款。“我已经被解雇了，”我告诉他，“我在这里只能再呆三天，然后我就要离开这个城市，并且不冲撞任何人。”

　　我十分奇怪自己居然说出了这样的话，他也必定感到奇怪，居然听到一个教授将这些话讲给他听。他从我身前走开了。“不，不，”我告诉他，“我仅仅是在开玩笑。”但是我并不认为自己真是那样。我第一次对自己承认我的行为是低劣的。我的自我那部分总是渴望进入美好生活的圈子中，并且情愿做出任何让步以促使那里承认我的未来是作为一个被聘用的大学教授。这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我离开科尔格特大学时所留下的印象。我知道，我应当优雅地离去，握手辞别并将世上最美好的祝愿送给把我解雇了的人们。

　　但是更新的自我部分却是一个气愤的局外人，它刚刚发现了向权威挑战可以获得醉人的乐趣。这个新的自我正是我开始认真排演的部分。一天晚上，当几个学生到我家中拜访并且告别时，我给他们讲述了垃圾堆的故事。当时夜已深，我们正站在房门外，在那里我们可以听到远处喧闹的兄弟会的舞会。我站在学生们中间，讲述了我那个小小的故事，并且为学生们表演得淋漓尽至。此时，谎言突然间产生了。“呀哈，”我说，“你们知道霍桑怎样评论做一个局外人吗？他说，当你是一个局外人时，你所用来努力进入局内的每个小时都应当是你用来学会如何在局外生存的一个小时。”

　　我编造了这个引语，并且将它做了更进一步的引申，语气深奥地说，也许我们如何处理我们垃圾的方式将定义我们是局内人或是局外人。“我在街道大学认识了这个教授，他得到了这份装压缩罐头的小推车工作。”我轻蔑地说道，“你们会相信吗？”

　　“哈，”一个学生回答到，“我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去郊区玩，富有的人们花钱雇佣我们来带走他们那些不允许放在人行道上的垃圾。这是三十美元，小家伙，处理掉这些东西，好吗？当然！我们带走了垃圾，并把它推到乡村绿地中，然后骑车返回城市，笑得头都抬不起来了。”

　　他开始笑了，然而他脸上的表情却在说：先生，你在你的象牙塔里呆得太久了。你并没有关于他妈的局外人的线索。于是我和他们一起笑了起来，尽管我知道这个玩笑是针对我。

　　毕业日那天的早晨，我把自己锁在了楼下浴室的庇难所内，并且在10或12年之内第一次阅读在《纽约时报》上登载的招聘启示。我发现，尽管我在象牙塔里，远离了尘世，但是打工世界仍然是精细地分门别类——在一端是计算机奇才，另一端是护士、推销员和监狱看守。“公园、监狱或者医院。”我咕哝着。我无论如何不再需要这类讨厌的招聘启示了。我必须从职业杂志上得到我的另一个伟大的工作。我把报纸揉成了一团，在淋浴隔间内以投篮球的姿势把它扔进了柳条编成的废物袋中。“简直像是社会系统分析家。”我叫到。

　　“你说什么呢？爸爸。”从另一个世界传来一个女儿的声音。

　　我趴了下来，用手和膝盖着地，悄悄爬到了门口，然后，使劲推开了门。“呸！”

　　“爸爸！”内尔尖叫到。

　　我亲吻了她，说道：“爸爸将要当一位社会系统分析家，宝贝，爸将挣得很多很多的钱，然后，每个人都会感到快乐，快乐，快乐。”

　　“那我们是否仍然需要搬家呢？”她问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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