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养活这家人(6)

六

　　我们在科尔格特大学欢快地渡过了最后一年。就像所有曾经教过小孩子的教师一样，我每时每刻都体验着一种异乎寻常的感激之情。当和一个学生一起工作时，某些事情会豁然开朗，于是我就相信那是命运在起作用。命运曾经清理了我们在这个星球上的纷繁的航程，因此，当学生的生命正需要一个启示才能通向实现时，于是我们的路径立刻在恰当的时间交叉在一起。这是一种保管方面的事情——就像房屋管理人，她把外衣披在厨房椅子背上时，顺手将花盆中种植的植物挪向了阳光，这也许只是不经意的转动，也许她在做这些事情时心中未做任何考虑，但是这却能够让植物繁荣茂盛。我相信，这就是我仍然联系工作的原因所在。也许这种联系对于我来说总像是在草丛中进行渺茫的探寻，但是，在我呆在科尔格特的最后一个月，我将找到稳定和安逸。

　　丹是一个高大健壮的足球队员，有着比学习更美好的事情来做。在凌晨两点时，他从自助餐厅正后面的大学滑雪斜坡上摔了下来，脑袋撞在了铁制的滑雪电梯支柱上，破碎的像个裂开的西瓜。他并不希望活下来。但是当他在医院住了两个月之后，他的父亲给我打了个电话，并且说丹曾经问起过我的情况，看我是否能够去探望他，而且（这是令人惊诧不已的地方）看我是否能够把理查德·雅兹的小说《革命之路》带过去。这本书我曾经告诉他必须阅读。这是命运，我想。

　　保罗一天到晚就想着成为一个电影制作人。他在某种程度上极其厌恶艺术系的教授们，因为他们的推荐信会成为他申请电影研究生院的一个沉重负担。他是我的辅导生。我劝说他不要灰心，而应该申请国内最好的电影学校——加里弗尼亚大学洛杉基分校。我的学生从未被那里录取过。但是我莫明其妙地给这个学生打了电话，并且询问推荐信的情况，然后用两个星期给他写了推荐信，用绝对的认真态度加工了每个段落。在他被录取之后，他的父母进城向我表示感谢。我们一起吃了饭，当时他的父亲斜依着桌子，告诉我说科尔格特大学让我离开是个严重的错误。“这就是当今世界，”他说，“这样的事情就好像狗眼不识金香玉，狗眼不识金香玉。”

　　真恰当，我告诉自己说，狗眼不识金香玉。我喜欢这个声音，我喜欢从我口中发出的反抗的话语，我喜欢这种方式。它将我从失去工作的绞架上释放了下来，而且使我感觉到我的同事要比我略逊一筹。可怜的呆板的人们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我不一样。我只是路经此地，还要向前走，到一个色彩更加绚丽的地方。

　　于是我把自己在科尔格特大学的最后几个月用于破坏和报复。一天下午的后晌，我停在了系主任办公室前面，向她声明：我们严重地迷失了航向，因为我们在教育我们的学生时，认为他们长大后将成为像我们一样的校园书虫，而不是居住在真实世界里的真实的人们；因为文学特别是诗歌，并未使他们从生命的悲痛中获取洞察、舒适和赎罪。“这是谋杀啊！”我说，并且拉着她的胳膊走进过道中去看一则学生协会的布告。这个布告在最后一门考试开始前就已经挂在了楼梯井中：一旦你的最后一门考试结束，后，立即将你的书本卖还给旧书书店，然而加入我们的行列。

　　“你看到了，我们应该起而反抗。”我确信地说道。

　　在大学里有许多善良的人们，她正是其中之一。当我告诉她我们是文学谋杀案的帮凶时，她站在那里，接受了我的观点。

　　然后就是一个同事举办的圣瓦丁节舞会。当我正在打开冰箱拿取一瓶啤酒时，我听到一些教授谈论他们是如何地工作过度。“我知道一个护士比我挣的钱多，”其中一个人抱怨到。我无论如何无法使自己沉浸在舞会的氛围中。就在头一天，我的一个讨人喜欢的学生给我看了他刚刚作完的一张考试卷，在卷子的上方是教授的名字，接着是日期——1982年2月。他已经使用相同的试卷超过了10年，“首先我摇了摇头，然后就笑出了声。”那个学生对我说：“然后我就开始想起我的父亲曾经多么辛苦的工作，从而将我送到这个地方。我几乎有点要发疯了。”

　　我走到了那些教授面前。“我从未知道哪一个教授能像护士那样地辛苦工作。”我说。其中一个人是很英俊的家伙，可是他的表情极为难看，像是刚从大炮中射出来的人。他极力告诉我他每星期投入80个工作时。“那是一大段时间了，”我说，“每星期你在课堂的时间是多少呢？”

　　“6个小时。”他说。

　　“6个小时，”我又问到，“办公时间呢？”

　　“3个小时。”他说。

　　“3个小时，”我说，“那就是9小时了。你还剩下71个小时。”我看着另外两个人离开了我们。“这就是护士的工作时间。”我透过一层烟幕冲着他说，当时他正想做出回答。我想我为自己能使他难堪而高兴，但是当我望着他时，我又为他感到难过。“不要介意。”我说。

　　那天夜晚，我躺在床上，向科伦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之后，她柔声说道：“正是这些人每天去工作，而且尽他们最大的努力。你想证明什么呢？”

　　“什么也不想证明，根本不想证明什么，”我说，“我的意思是，他刚刚得到提升，而我却被解雇了，所以我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真的。”

　　科伦只是看我。“我不知道该对你说些什么。但是你变得越来越暴躁了。”她说，“整个去年，自从你被学校辞退后，你就变得越来越容易发火，而我一直为你而担忧。”

　　我应当抛开这种事情。可是我已经染上了反抗的毒素，因而极难对其它人说些临行的话。“当我们刚才谈话时，”我说，“我想起了一件事情。我们回到缅因州以后，一定不要在你父母的邻里租房子住。”

　　在那之前，我们已经决定，在我们离开科尔格特大学后，我们将返回家乡；并且我们曾经一直说要到科伦的家乡附近找一个房子。我们两人都曾愉快地对我们的孩子们说，这样可以更靠近他们的祖父母。但是现在，突然间我甚至不敢想象在那里呆上一天了。

　　“为什么？”科伦问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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