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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有一段时间,我还曾经担任治安法官,不过这只是我的一种自我尝试而已。我出了几次庭,也出席过法庭审判,但是我发现要胜任这个职位,像现在这样是不够的,因为我只对于习惯法有些简单认识,因此我借口在州议会中有更为重要的工作要做,逐渐地避开这一职务。我每年当选州议员,连续达十年之久,我从不曾请求任何选举人投我的票,也从不直接或间接地表达我要求当选的愿望。另外,在我取得州议会议员的席位以后,我的一个儿子被任命为秘书。

  我担任议员的第二年,印第安人的问题提到了日程上来,我们准备在卡莱尔举行谈判。总督通知州议会,建议议会指派几位议员和参政会中的参事共同组成一个谈判委员会,在议会中议长和我被提名承担此任,前往卡莱尔参加和印第安人的谈判。

  在谈判期间,我们严禁售酒给这些印第安人,这是由于他们嗜酒如命,经常聚众狂饮,喝得酩酊大醉,一喝醉了酒,他们就争吵不休,不守秩序。他们对这项禁令表示强烈不满。我们对他们说,如果他们在谈判期间不喝醉酒,那么在谈判结束后我们愿意把大量的甜酒送给他们。他们答应了,同时也遵守了这个诺言,因为他们弄不到酒喝。所以会谈进行得井然有序,结果双方都感到满意。会后他们提出要酒,我们便给了他们一些朗姆酒。当时正是下午,他们男女老少共约百人,聚在镇外一所临时搭建的木屋里,排成一个四方形阵式。傍晚时分,我们听到他们那里人声嘈杂,专员们都跑出去看个究竟。只见他们在四方形的中央燃起一大堆篝火,男男女女个个喝得酩酊大醉,互相争吵厮打,不时发出可怕的嚎叫。这种情景极似我们想象中的地狱。眼看着这种混乱不堪的局面没个平息的时候,我们只得返回住所。深更半夜,竟有几个印第安人跑来,嚷着还要朗姆酒,打雷似地敲我们的门,不过我们未予理睬。

  第二天,这伙印第安人派了两位长者过来给我们赔礼道歉,因为他们自知不该打搅我们。致辞者首先承认了过错,不过却怪罪于酒,然后又为酒开脱,说了这样一番话:“至高无上的圣灵啊,万物皆为您所创造,使其各得所用。不管你赋予的用处何在,它必将显现出你的权能;如今既然造就了朗姆酒,于是圣灵说道:﹃就让印第安人痛饮吧。﹄我们必须执行神的旨意。”的确如此!如果圣灵的旨意是要他们给垦殖者让出地方,那么这种甜酒就是老天注定的手段。它已经将居住在沿海一带的部落完全消灭了。

  ***

  一七五一年,我的朋友中一位十分特别的人物——托马斯·庞德医生萌发了一个独特的想法:在费城开办一所公共医院。(后来,人们把此设想归于我的名下,其实这项善举是他首先提出的)。以便收容和治疗穷苦无依的病人,无论是本州岛居民或是外地人都可以在此医治。于是他开始积极地为这个计划募捐,但是因为这个建议在美洲尚属首创,一时无法被人们理解,他的努力收效甚微。

  最后他跑到我这儿来,把我好一番恭维,说他发现要想将一个公益计划付诸现实,没有我参加根本不行。他说:“我去向人募捐,那些人常常问我:﹃这件事你可跟富兰克林商量过?富兰克林对此怎么看?﹄当我告诉他们没有跟你商量(因为我以为你不会对这件事有多少兴趣),他们便拒绝捐款,只说他们将会考虑的。”

  于是,我就询问他这个计划的详细情况,设想的性质、具体措施以及预期产生的效用。他给我一一做了解释,我对此感到非常满意。因此我立即捐了钱,而且还热心为他谋划。在展开募捐活动之前,我就这一计划写了一篇文章在报上公开发表,以便让人们在思想上有所了解。这是我惯常的做法,他却忽略了这一步。

  此后,人们对捐款的态度就比以前积极了。但是,效果还是不很理想,因为捐款的热情不久就消退了。我知道如果得不到州议会的援助,光靠捐款是难以办起医院的。于是我主张向州议会申请资金,这个建议马上实行了。议会中的乡村议员起初反对这个计划,他们的理由是该计划仅对城里人有益,因此此项费用应当由城里的市民负担。实际上,他们是怀疑这个计划是否得到了市民的普遍赞成。而我列举出种种理由说明计划已经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并且肯定地认为通过捐款就能够筹措二千英镑,他们认为我的想法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完全不可能实现。

  面临如此艰难的局面,经过认真考虑,我拟定了一个解决方案,请求州议会允许按照捐款人请愿书的要求,把他们组成一个社团,并且在口头上答应拨给一笔款项。州议会同意了我提出这样一个方案,因为他们考虑到如果事情并非如我预计的那样,议会还可以将其否决。

  于是我为法案拟定了初稿,给下述这个重要条款附上条件,即:兹经本议会决定,将由该项捐款者开会选举出经理和司库,并且通过自愿捐款募集若干基金(年息作为上述医院免费供应贫穷病人的伙食、看护、诊治和药剂之用),当州议会议长对这笔资金的数额感到满意之时,上述议案才合法。此时议长应当签署一项命令,通知州司库在两年之内付给该医院二千镑,作为医院筹建、装修之用。

  正是这个妥协措施使议案得以在议会通过,因为原先反对拨款的议员现在认为可以不出一分钱就捞个乐善好施的美名,所以就赞成这一议案。在以后的募捐过程中,我们向捐款人强调该议案有法律保障,以促进人们的积极性,因为每人的捐款都可因此而增加一倍。这一条款对议会和捐赠者两方面都发生效用。公众的自愿捐款总数不久就超过了规定的数额,于是我们向政府提出资助的要求,并且得到了拨款。这就帮助我们实现了这一计划。不久,我们便建造了一所方便实用而且美观的大楼。经过长时期的使用之后,人们终于体验到这所医院的好处,今日它更加兴旺了。就我记忆所及,在我毕生的政治生涯之中,这件事是最令我愉快的,因为我首次成功地使用了政治策略。事后回想起来,我更加有理由原谅自己当时使用的这个小小的计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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