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兰克林自传(29)

二九

　　一七三九年，一位著名的巡回布道传教士从爱尔兰来到费城，他就是怀特·菲尔德牧师。最初，他被允许在这里的一些教堂中布道，但是不久就遭到牧师们的嫉恨，不再允许他在教堂里讲道，因此他只得到旷野里去说教。不同教派的各种人都前往聆听教诲，听众不计其数，我也是其中之一。尽管他常常诅咒听众，说他们生性就是一半畜生一半魔鬼，但是他的演说却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人们还是对此大加赞赏。他的说教令人惊叹地改变了本地居民的生活习惯。他们不再认为宗教信仰是无关紧要的事情，现在却感到仿佛整个世界都沉浸在宗教氛围之中。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城里每条街上都会听到许多家庭在唱赞美歌。

　　由于露天集会要受天气的限制，很不方便，于是有人提出建造新的教堂。这一计划一经提出来，并且指定了接受捐款的人员，很快就募集了足够的款项。于是购买了地皮，开始修建工程。这个教堂长一百英呎，宽七十英呎，面积大约与西敏寺相仿。教堂工程在一种热烈的气氛中进行，出人意料地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整个建筑的全部资产概归董事会管理，同时明文规定任何宗教派别的传教士，都可以使用该教堂对本地人民说教。因为该教堂的修建不是出于某一教派的便利，而是为了全体民众的需要。即使从君士坦丁堡来的伊斯兰教传教士，也可以使用这个讲坛来向我们宣扬伊斯兰教。

　　怀特·菲尔德牧师从我们这里离开以后，沿路在各殖民地布道，最后到了乔治亚州。当时乔治亚的殖民刚开始不久，但是移居到那里去的不是习惯于吃苦耐劳的庄稼汉——唯一适宜于垦殖的人，而是一些破产的商人及其家属，或者破产的债务人，其中有的才从监狱中释放出来，这些人大都好吃懒做。他们在深山密林里定居下来以后，因为不能忍受艰苦生活，无法胜任开垦砍伐工作，结果大批死亡，留下了一大批孤苦无依的孩子。怀特·菲尔德牧师目睹这种悲惨的情景，大为震撼，决定在那里开办一个孤儿院来抚养和教育这些孩子。于是他返回北方，为这一慈善事业进行宣传，他的诚挚的言词具有一种奇妙的力量，听众心悦诚服地慷慨解囊。

　　我对这一计划并不反对，但是考虑到乔治亚在那时缺乏建筑材料和工人，因此提议与其花费大量资金从费城把材料和工人运去，不如把孩子们接来，将孤儿院建在这里不是更好么？我向他提出这个建议，但他不听我的劝告，坚持自己原先的计划，因此我拒绝捐款。不久，我偶然经过他讲道的场所，我看出他将在讲道结束时收捐款，于是暗地里下决心一个小钱也不给，这时我口袋中有三、四块银元、五块金币和少量的铜币。当他开始讲的时候，我软化了，决定把铜币捐给他。接着在他如簧之舌的鼓动之下，我觉得铜币太少了，感到十分惭愧，决定把银币给他。他的布道是如此动人，当快结束时，我已经把口袋里的钱悉数倒在捐盘里了，包括五枚金币。同时听道的还有我们讲读会的一个社员，他和我一样不赞成在乔治亚修建孤儿院，他从家里出来时猜想可能要收捐款，因此为了预防起见，把口袋里的钱全放在家里了。但到讲道快结束的时候，他无论如何也想捐点钱，于是就向站在他旁边的一个邻居借钱。他的邻居也许是听众中唯一有毅力抵制传教士影响的人。他这样回答：

　　“霍布金逊兄弟，要是在其他任何时候，您要借多少我都借给你。但是现在可不行，因为您好像神经错乱了。”

　　怀特·菲尔德先生的某些对手宣称他会把这些捐款据为己有，但是我跟他很熟悉（他常叫我替他印刷讲道文、日记等），丝毫也不怀疑他的诚实廉洁，至今我仍然坚信他是一个诚实的人。由于我们属于不同的教派，因此我相信我替他作证特别应当受到人们的重视。虽然我们的交往仅限于一种世俗的交情关系，但是双方都以诚恳相待，这种友谊一直持续到他去世。

　　下列事实多少表明我们之间的友谊。他有一次从英国来到波士顿，写信给我说他不久就要到费城，不知道在逗留期间可以在什么地方住宿，因为他听说他的老朋友贝内舍先生搬到了日耳曼镇，从前是由他招待住宿的。

　　我给他回信说：“我们非常欢迎你到家里来住，假如你不嫌简陋的话。你是知道住址的。”

　　他回信说：“如果你是看在基督的面上而招待我，上帝一定会祝福报答你。”

　　我回答说：“不要弄错了。我不是看在基督的面上，而是看在你的面上。”

　　我们的一个熟人在开玩笑的时候这样说：因为我知道圣徒们有个习惯，当他们接受了人们的款待时不愿意说自己领了情，总是把人情记在天上。而我呢，却偏要把它记在地上。

　　后来我在伦敦又见到怀特·菲尔德先生，那也是最后一次。他跟我商量孤儿院的事情，说他正打算把它改建成一所学校。

　　他讲话的声音清晰宏亮，吐字完整准确，尤其是在会场上鸦雀无声的时候，离他很远的听众也可以听得清清楚楚。当时在市场街与第二街的西段相交之处是法院广场。一天晚上，这两条街直到远处都挤满了人，我出于好奇也挤在市场街最后面的人群之中，只见他站在法院台阶的最高一级上面，正兴致勃勃地对着下面的听众布道。我当时想知道他的声音究竟可以传多远，于是沿街朝着河的方向往后退，我发现他的声音在未到前街的这段距离里可以听得一清二楚，我一直退到前街，这时街上的喧闹声才将其掩盖。我在心里计算：假如以我离开他的距离为半径画一个半圆的范围，当中站满了听众，假定每人占地二平方英呎，照此我计算出大约有三万人可以听到他讲的话。报纸上记载他曾经在旷野里向二万五千人讲道。历史上也有类似的事情，古代的将军们面向正在排山倒海般行进的军队发表激昂演讲。对这样的记载我以前有些怀疑，这时候完全相信了。

　　由于我经常听他讲道，所以能够轻易地区分出哪些是他新近才写出来，哪些是他在巡回布道中反复宣讲的。由于后者反复讲了很多次，他的讲演就非常熟练，声调处理得十分恰当，抑扬顿挫，十分完美，即使一个人对他讲的内容不感兴趣，也会从他的演讲中感到无穷的乐趣，就像在听一段优美动听的音乐。相反，那些固定在一个地方的传教士却不可能多次重复布道，因此也就无从提高其演讲技能，这正是后者不及前者的地方。

　　可是他写的文章却不时地被他的对手加以利用。布道的时候可以信口开河，就是不小心说错了什么，甚至发表了错误观点，这还不太要紧，因为过后可以予以解释或以矢口否认的办法加以补救。可是一旦写成文章可是白纸黑字，无从掩饰了。他的对手猛烈地攻击了他的著作，他们的批评好像十分有道理，但是他的信徒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因此我认为假如他从不曾发表文章，那么即使在他死后其声誉也会不断扩大，因为没有什么依据对其加以责难或者毁谤。他的信徒们就可以任意给他虚构出种种优秀的质量，将其塑造成卓越绝伦的偶像，符合他们狂热的宗教感情所需要的样子。

　　也就从那时候开始，我的生意越做越大，生活也日益优裕。因为我的那份报纸利润很丰厚，有一个时候它是本地区和邻近各地唯一的报纸。我感到这样的一句谚语正在应验：“如果能够赚得第一个一百镑，第二个一百镑就不难赚到。”钱这东西能自行繁殖，越生越多。

　　由于我在卡罗莱纳的合伙生意非常成功，因此决定再接再厉多做几项合伙生意。于是用和卡罗莱纳合伙相同的条款与几位品行端正的年轻人签定合约，派他们到各个殖民地去建立自己的印刷所。这些人大都经营得不错，在我们六年合同期满之后，有能力买下我的铅字和设备，独立经营，整个家庭赖以为生。许多人合伙的结局往往是不欢而散，但是我很愉快，因为我的合伙事业都进行得很顺利，结局也很和谐。因为我事先已经做了周密地考虑，在签定合约时把双方应尽的义务和应有的权利规定得一清二楚、明白无误，这样就没有什么可以引起争执的，所以我开展的合伙生意都很和睦，并且到期友好地了结。因此我劝告所有合伙的人都采取预防，无论在订立合同之时双方是多么友好、相互信任，只要日后在照料业务和负担方面感到不甚公平，就很可能发生小小的猜忌和仇视，这样往往引起友谊和合作的破裂，常常引起法律纠纷或以其他不愉快的方式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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