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兰克林自传(28)

二八

　　在我离开波士顿十年之后，我回到家乡去探望了我的亲友。那时我的生活可以说比较安定自如了，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我才有能力做这样的旅行。在回家的途中，我到新港去看望哥哥，他这时已经把他的印刷铺搬到那里去了。我们俩的不和早已成为过去，我们俩相见十分亲热。他的健康已每况愈下，担心自己很快就要离开人世了。所以请求我，一旦他去世，能够将他一个刚满十岁的儿子带回家去抚养，将来长大也从事印刷行业。我很快就履行了对兄长的承诺，先送他到学校读了几年书，然后又带他回印刷所学习手艺。家业由他的母亲继续操持，直至他长大成人。此时我送给他一套新铅字，因为他父亲留下的铅字已经磨损坏了。我提早离开哥哥而使他所受的损失，如今做了充分补偿。

　　一七三六年，我一个四岁的儿子夭折了，这是一个多漂亮的男孩呀，我很长时间为之悲痛不已。我直到如今还在为没有给他接种疫苗而后悔，因为他是感染上了天花而死的。我提这件事是为了提醒那些疏忽给孩子接种疫苗的父母。因为万一孩子因天花而死，他们将永远无法饶恕自己。我的遭遇说明，不管如何悔恨都难以挽回孩子的生命，因此千万不要忘了给你的孩子接种疫苗。

　　我们后来发现讲读会的活动方式对人生非常有益，给了每个成员以莫大的满足。因此就有几位先生想介绍他们的朋友入会，但是假如这样做，那就会超过我们早先决定的十二人的限额。从创立这个组织起，我们就规定要坚决保守秘密。我们每个人都自觉遵守这条规定。这样做是为了避免那些不甚适当的人士申请入会，其中有些人可能会使我们觉得难以拒绝。我是反对放宽限额的人之一。于是，我就提出了一份书面建议：每个成员应该设法另外组织一个“分会”，可以拟订与我们相同的讨论规则，同时探讨关心的问题，但是不得向该团体成员泄露自己与讲读会的关系。我指出这个办法的优点是：可以利用我们的体系带动更多的青年公民加入到道德修养的行列中来，我们也能够更好地了解一般居民的意见，因为我们的社员可以就讲读会所研究的题目在分会中进行讨论，然后把分会讨论的情况反馈回来。同时，增加交朋友的范围，还能够增进生意上的具体利益，提高我们在公共事务中的发言权；如果我们的观点经过这些分会的传播，将有助于加强我们为社会服务的力量。

　　我的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于是，我们每一个成员都开始组建自己的俱乐部。有五、六个人取得了成功，这些新组建的俱乐部被冠以不同的名称，其中有“协会”、“葡萄藤”、“乐队”等。它们不但对社员有益，而且带给我们不少的乐趣和教益，同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符合了我们原先的期望，在某些特殊的事件上影响了公众的舆论。我以后在适当的时候还要按事情发生的时间顺序举出一些这类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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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七三六年，我被推选担任议会秘书，这是我第一次承担公职。我的当选在当时获得了议会一致通过。第二年，当我名字又被提出来时（秘书的任期，跟议员任期一样是一年），一个新议员为了赞助另一个候选人，发表了一篇长篇演说反对我。但是我还是当选了，这当然使我感到高兴。因为除了秘书职位的薪水以外，我还能从这一职位中获得很多有利的机会，和议员们保持连系，这样我就可能赢得为州政府印刷选票、纸币或者律法文书等生意，以及其他一些官方事务。这些生意大体说来利润是很丰厚的。

　　那位反对我连任的新议员是个才华横溢的人，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家境富足。这些有利的因素使他极有可能成为议会中一个重要人物，后来也确实如此。所以当时我非常希望他不要反对我，但是并不愿意低三下四地去讨好他，以此换得他的好感。过一段时间，我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我听说他的藏书中有一本稀有的珍本书，就写了一张便条给他，我很想看那本书，希望他能借给我看几天。他立即派人把书给我送来了。一周之后，我把书送还给他，并且附上一张便条，对他的慷慨表示万分的感激。这以后，当我们在议会再次见面时，他主动过来和我打招呼，并且彬彬有礼地和我讲话（以前他从未有过这样的举止）。从此以后，他在任何时候总是愿意帮我的忙，因此我们成为知己，我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他死为止。这又一次证明一句古老格言的真实性：“如果一个人对你行了一次善，他将会比受你施舍的人更愿意接待你。”我在这件事上的成功说明，对于敌对行为的最好方式是想法审慎地消除敌意，而不是互不退让，憎恶仇视，进行恶意报复。因为十分明显的是：前者的益处要大得多。

　　一七三七年，当时正担任邮务大臣的已故维吉尼亚总督斯波茨·伍德上校，因为对费城的邮务代办玩忽职守、账目不明十分不满，将其革职，并且推荐我接任这个的职位。我非常荣幸地接受了任命，后来发现这个职位对我大有好处，虽然薪水很少，却能让我更便捷地得到消息，从而改进报纸的质量，增加了发行量。同时也招徕了更多的广告业务，当然我的收入也大大地增加了。这时候我在生意上的老对手所办的报纸，发行量却日益下跌。我对此感到心满意足，虽然他在担任本地邮局局长期间禁止邮差发送我的报纸，但是我没有对此进行报复。他的事业之所以日趋衰落，是由于平时不注意账目管理。我提到这件事作为对年轻人的一个教训，他们若是将来替别人办事，就应当永远把账册弄得清晰准确，而且要规规矩矩地把款额上缴。不论是寻找新的职业，或者是拓展业务，如果在推荐书上说明其具备这些质量，那可就是最大的长处了。

　　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的思想开始逐渐地向公众事务转移。开头都是因为一些小事。最先使我考虑到应该建立起一定的规章制度的事情，是费城的巡夜问题。这件事由各区的警官轮流负责，警官预先通知若干户主在夜里跟他去巡夜，那些不愿意去巡夜的人每年出资六先令就可以免去这项差役。可是实际上雇人根本用不了那么多的钱。于是警官的位子就成了一个肥缺。而且这个警官为了能够在值班时喝酒，经常雇用一些泼皮无赖值夜。体面人家的户主当然不愿与这些人为伍，所以他们便不再去巡夜，大部分时间都在屋子里喝酒。针对这些反常的现象，我写了一篇文章在讲读会里宣读，特别强调警察在课税时不问纳税人的经济情况，一律征收六先令，这是极为不公平的。因为一个穷苦的寡妇需要保护的财产也许不超过五十镑，可是她所付的巡夜税却和一个腰缠万贯的富商完全一样。

　　因此我建议使之成为一种固定职业，雇用专业人员从事这个工作，让值夜制度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为了使这项开支更加公平起见，应该根据财产拥有量来征收税款。这个主张得到了讲读会的一致赞同，同时又由会员传播到其他各分社去，作为分社自己提出的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在当时未能得到实行，数年之后才为市政当局采纳，但是我们的建议为此项改革铺平了道路。

　　与此同时，我还就各种事故写了一篇文章，其中主要谈及由于人们的大意所造成的火灾情况（同样是先在讲读会上宣读，后来又发表）。告诫人们要小心提防烟火蜡烛，并且排列出了具体防火的办法。此文广为人们所讨论，认为这是一篇极为有益的文章，因此不久就促成了一项计划，为了能够迅速扑灭火灾，同时在发生危险时便于相互协助搬运和保管货物，我们就组织了一个消防队。不久就有三十个人愿意参加这一组织。根据我们的协议条款要求，每一个会员必须准备可以随时投入使用的数个皮桶、坚实的袋子和篮子（用于装运物品），一有火灾就必须把它们运到现场。我们决定每月不定期招开一次联欢晚会，讨论和交换我们想到的有关防火的看法，这些知识在发生火灾时或许有用。

　　不久，这项制度的作用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因为自愿加入消防队的人源源不断，大大超过了预定的限额。于是我们便建议另外组织一个队伍，他们就照办了。新的消防队就这样不断地一个接一个地组织起来，以致于后来它的数目如此之多，大多数有房产的城市居民都有了自己的消防组织。我最初建立的组织叫作“联合消防队”，从那时到现在写作本文时已经过了五十多年，这个组织还存在着，而且非常活跃。第一批队员中，只有我和另外一位年纪比我长一岁的人还健在，其余的人都已过世了。消防队后来装备了救火机、云梯和其他消防器械，资金的来源是某些队员因不出席每月的例会而缴纳的小额罚金。从那以后，费城没有发生过烧毁两间住房以上的火灾，通常在起火的房屋刚刚烧掉一半之前，迅速集结的消防队员早将火焰扑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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