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兰克林自传(15)

一五

　　一七二六年七月二十三日，我们从克莱武生启程。如果你想了解航程中发生的事情，可以阅读我的日记，我都详细地记载在那里面了。当然，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应该是那个对我一生起了指导作用的行动方案，那是我在海上航行时规划的。我在设计这样一个方案时，还那么年轻。可是，在我的一生中甚至到晚年我仍然忠实地遵守这个方案，所以它更加值得注意。

　　我们于十月十一日在费城上岸，发现这里发生了许多变化，基思已经卸任，接替他担任总督职务的是柯登少校。我在街上看见基思经过，完全像一个普通市民，他看见我时好像有点尴尬，一声不响地走了过去。里德小姐接到我的信以后，她的亲友都认为我不会再回来，难有什么指望了，于是劝她另外嫁人。在我逗留英国期间，她和一位名叫劳吉斯的制陶工人结了婚。要不然的话，我还真没脸跟她见面。但是她婚后没有感到快乐，不久就跟他分了手，拒绝再跟他同居，也不再使用他的姓氏，因为有传闻说他已经另有妻室。虽然他是一位手艺出色的工匠（里德小姐的亲友就是看中了他这点），但却是一个人格卑劣的家伙。他后来负债累累，大约在一七二七年或一七二八年逃离了费城，跑到西印度群岛去了，以后死在那里。

　　凯谋另外找了一座更好的房子，开设了一家文具店，店堂里陈列着各种各样的文具，有很多是新种类。看上去生意还十分兴隆，但是他雇的几名伙计没有一个是精干的。

　　德纳姆先生的店铺开设在清水街，我们把货物都陈列在店里了。我照料生意十分勤勉，同时学习记账，不久就对销售业务十分在行了。我和德纳姆先生在一起膳宿，他像父亲一般不时地给我提出忠告，真心诚意地关心我。当然，我是既尊敬他又充满爱戴之情。我们原本可以这样快乐地合作下去。但是，在一七二六年年底到一七二七年二月初我们两人都病倒了。我患了胸膜炎，差点死掉，我的病情很严重，以为自己活不成了。可是当发现自己病情开始好转时，反倒有点失望，因为用不了多长时间，又得起来干那些枯燥乏味的活计，我内心感到有几分遗憾。我现在已不记得德纳姆先生得了什么病，他病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还是死了。他在口头遗嘱中吩咐给我一小笔遗产，表示他对我的友爱。但是我再一次落入无依无靠的境地，因为那铺子由他的遗嘱执行人接管，我在他铺子里的事情就此结束了。

　　我的姐夫荷麦斯这时正在费城，劝我还是重操旧业。凯谋也来找我，愿意给高薪要我去管理他的印刷铺，使他可以集中精力照料他的文具店。我在伦敦的时候曾经接触到他的妻子和一些朋友，从他们那里听说他的人品不佳，所以不想再和他来往。我设法想找一个商店店员或者文书的职务，可是一时没有这样的机会，于是只得再和凯谋合作。

　　在印刷所里有这么几个伙计：休·梅雷迪思，一个年届三十的韦尔斯籍的宾夕法尼亚人，他从小务农，为人处世明智诚实，并且阅历丰富，还挺爱读点书，但是嗜酒如命。史蒂芬·帕茨，一位年轻的庄稼汉，天资聪颖，生性幽默谐谑，但是有点吊儿郎当。凯谋和这俩个人签定的合同约定每周支付的工资极低廉，不过规定只要他们能使业务有所提高，可以每过三个月增加一先令。凯谋正是用将来可能获得高工资的希望来吸引他们。按照合同中的规定，梅雷迪思从事印刷工作，帕茨进行装订。这些工作当然都要由凯谋教会他们，其实他自己对这两种技术都一窍不通。约翰——一个粗野放荡的爱尔兰人——什么生意也没有学过。凯谋是从一个船长手里买了他的四年时间的服务期，准备让他做印刷工。凯谋还买来了一位牛津的学生的四年服务期，他的名字叫乔治·韦布，准备让他当排字员。还有一个农村孩子，是雇来当学徒的，名叫戴维·哈里。

　　我很快就看穿凯谋之所以出如此高的薪水雇我的用意，他想通过我来训练这些没有经验的廉价雇工，一旦我教会了他们，那时没有我也照样能维持业务。而这些雇工因为受契约的束缚，无法自由离职。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卖力地干了起来，整顿他那混乱不堪的印刷铺，使之变得井然有序，并且促使伙计们认真负责地干活，把业务技术掌握好。

　　这真是一件无法想象的事情：一个牛津大学的学生竟然落到被买卖为佣工。他的年龄还不满十八岁，他告诉我自己的身世：他出生在葛劳斯特，在当地语法学校受过教育。在学校里演戏时，他因为极富有表演才能而在学校里小有名气。因此他参加了“幽默社”俱乐部，写过一些短诗和散文，发表在葛劳斯特的报纸上，因而被送往牛津大学来深造。他在大学读了一年书，但是很不满意。这时他只希望能够到伦敦去看一看，做一名演员。最后，他领到三个月的补助金，一共十五个畿尼。他没有拿去偿还债务，却走出了牛津镇，把大学校服藏在金雀花丛中，徒步走到了伦敦。在伦敦，因为得不到朋友的指点，不幸走上了歪道。他很快把手中的钱全部花光了，既没有找到进入戏剧界的门路，又囊中空空，只好当了衣服。终于连面包都吃不上，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办，饿着肚子在街上乱逛。这时，他拿到一张招工广告，说是只要愿意签约，就能到美洲去工作，有意者将会受到款待和鼓励。他无暇考虑，马上跑去找到了人贩子，签了契约，然后上船渡海到了美洲。他到美洲以后，没有写过一封信把他现在的情况告诉亲友。他活泼幽默，性格温厚，谈吐风趣，就是非常懒散、轻率，而且没有远见。

　　那个名叫约翰的爱尔兰人不久就逃跑了，其他几位和我相处得很愉快。他们发现凯谋根本不能教他们什么技术，而从我这里总可以学到一些东西，所以他们更加尊敬我了。星期六是凯谋的安息日，我们从来不开工，于是我一星期能够两天读书。我在镇上结识了许多有聪明才智的人。凯谋待我十分殷勤，表面上更加尊敬我。我心中只为一件事情深感不安，就是所欠弗农的债款一事，因为我不善于管理钱财，至此还无力偿还。好在弗农非常宽容，从来没有催讨的意思。

　　我们的印刷铺经常需要补充损毁的铅字，可是在美洲还没有铸造铅字的工厂。我在伦敦詹姆斯的印刷铺曾经见过浇铸铅字的铸模，可是没有对它的形状多加注意。于是我尝试着设计了一个铸模模具，利用现有的铅字作为冲模，铸出了铅字，相当不错地满足了各种需要。我还不时刻点东西，用以制作印墨。另外我还管理仓库，负责其他一些大大小小杂事。总而言之，完全是一个管家婆。

　　虽然我如此卖力，但是随着伙计们的业务能力大为提高，我的作用也就一天比一天不那么明显了。凯谋在付给我第二季度的工资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觉得目前的工资负担实在太重了。他认为我理应做出让步。他待我逐渐没有从前那么殷勤了，开始摆出了老板的面孔，常常吹毛求疵，无事生非，似乎随时准备同我翻脸。可是我还是继续做好工作，勉强忍耐，心想他如今负债累累，脾气难免暴躁些。最后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导致我们的关系最终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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