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_被审判的女医生

三九

　　“天哪，这实在是医学中令人颇为费解的奥妙。只要遗漏或忽略一个环节，就不可能抓住事情的本质，”凡·克里夫略有所悟地说。

　　“正如一个医生没掌握全部事实之前不能确诊一样，”凯特说。

　　凡·克里夫把黄色笔记本往旁边一推，起身在他的小办公室里踱起步来。倏地，他朝凯特转过身。

　　“有一个事实可以使其他细节都变得清晰起来，甚至可使一些失去的环节成为不必要。就是那个怀孕化验。”

　　“是的，”凯特忧郁地表示同意。“那个怀孕化验。”

　　“为什么你的结果是阴性的，而验尸官却找到了怀孕的根据？”凡·克里夫问。

　　“任何一个医学化验都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正确，”凯特说。

　　凡·克里夫边想边大声说：“不久我就得走进法庭或州委员会的听证会，我的辩辞是：‘我的当事人福莱斯特医生所采取的一切步骤都没错，但不准确的化验结果迷惑了她的诊断，因为任何医疗化验都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这个说法不能说服人。”

　　“我想做B超证实化验结果，”凯特争辩说，“但当时没有能胜任的技师。你必须了解我们在急诊科工作的条件。马不停蹄无休止的干活，拥挤的空间，检查室短缺，有时只能在走廊里让病人躺在担架上治疗。进来的病人接连不断，医生的时间永远不够，我们对每一个病人都是尽力而为的。”

　　“福莱斯特大夫，你有没有意识到你刚才承认了什么？”凡·克里夫指责的态度俨然是原告律师。

　　“承认？”凯特迷惘地问。

　　“你实际上在说，由于医院的条件，你没能很好地治疗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

　　“不对，我对她进行了认真的治疗！”凯特反驳说。

　　“你对她是‘尽力而为’，”凡·克里夫说。“这等于说不是最好的治疗，甚至连比较好的治疗都够不上。只是在困难条件下你尽力而为罢了。‘困难条件’成为不了无故死亡的借口。大夫，保险公司能在这场治疗不当官司中为你辩护，你该感谢你的幸运星座。”

　　“可听证会以及我的前程呢？凡·克里夫先生，我花了八年学医，两年做实习医生，为行医生涯做准备，这是我惟一的追求目标。我在中学还是个孩子时，就主动去当地医院帮忙，梦想着当一名医生，治病救人。总不能就……我是说，他们总不能……”蓦地，凯特又换了一副坚定的口吻，说：“我绝不允许他们毁掉我的前程！”

　　“我会尽力帮你的，”凡·克里夫安慰她说。但又坦诚地补了一句：“但我不能许诺，大夫。”

　　凯特·福莱斯特走进特朗布尔律师事务所时，满怀希望他们能保护她，不致让一场官司将她的前程毁于一旦。然而离开时恐惧的心理反而更加剧了。

　　斯考特·凡·克里夫目送她离去，内心里的感受比向她说出来的还要惴惴不安。她面部坚定的表情对他震动很大，透着她一生献身于医学的坚韧信念。然而正是这一信念反倒加剧了他的担忧。

　　我决不能让此事上法庭，他暗忖。也决不能让听证会开成。肯定能想出什么办法，阻止上述两种可能性的发生。一定有办法，他暗自对自己说。一定有某种达到满意结果的办法，如果运气好的话。

　　最后他又不得不承认，面对这样一个后果严重的案子来说，实在不能仅凭运气，因为它又脆弱又难以琢磨。

　　当晚他很晚才离开办公室，仍搜肠刮肚地思索着解决办法。

　　有件事他是明白无误的。他绝对喜欢与一个像凯特·福莱斯特这样迷人和有信念的年轻女人约会，但并不是以律师的身份。

　　斯考特·凡·克里夫住在东区六十街的一栋褐色沙石房子的三层。出租车已开到房子门口，斯考特却对司机说：“去市立医院。”

　　“市立医院？”司机愤愤地掉过头来。“那得穿过中央公园，在西区呢。”

　　“我知道。市立医院！”

　　“嘿，老兄，你突然病了还是怎么着？”司机问。“近处有好多医院呢。”

　　“我没病，好奇。”

　　“没病，好奇？”司机不耐烦地学舌，“好吧，好奇先生。乘客永远是上帝。就算是个疯子也是上帝，市立医院。”

　　十分钟后，出租车停在了市立医院急诊科的门口。

　　“我几分钟就出来，能不能等我一下，”斯考特说。

　　“我说，好奇先生，你最好现在付钱。如果你溜进去，保不准能不能活着出来。尤其是栽在那个女医生手里。她的事儿我可听说过。”

　　斯考特一时怒起，想回敬他几句，但却什么也没说。他付了车钱，付小费时比平时少给了点儿，然后走进急诊科。

　　他在前台等了一会儿，见一位护士正与一位歇斯底里的母亲和她生病的孩子周旋。他从护士身边溜过去，步入走廊。她看见靠墙的担架车上躺着两个病人。一个吊着点滴瓶正在输液，另一个疼痛地扭曲着身体，不住呻吟着。走廊里嘈杂声一片，孩子的哭声、父母用各种语言进行的争吵声、护士和医辅人员索要各种器械的喊叫声、两名值夜班医生的吩咐声，纷乱刺耳地交织在一起。

　　他从每一间敞开的检查和治疗室门前走过。每一间里面都有人。有些病人在等着看病，有些则正接受治疗。护士们从每个房间里出出进进，查看着病人的情况。

　　等到斯考特·凡·克里夫被保安托尔森撞上，被强行勒令离开时，他已证实了他当事人对他说的话。夜里的急诊科不亚于一座疯人院，只不过是有些秩序的疯人院罢了。多数病人的确得到了良好的治疗，或是被送回家，或是安全地转送到其他科室，这一切似乎是个奇迹。

　　凯特·福莱斯特医生并未因袒护自己的行为而夸大其辞。然而即使如此，斯考特·凡·克里夫仍暂时想不出任何法律上的战略，以避免打官司或举行听证会，从而消除福莱斯特被吊销从医执照之虞。

　　验尸官宣布的关于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解剖报告在其他地方也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第二天上午，特朗布尔—德拉芒德—贝恩斯律师事务所在会议厅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此次会议举足轻重，所以三位合伙人都出席了，在座的还有卡明斯医生和市立医院董事会主席马科斯·诺顿。斯考特·凡·克里夫也被邀请参加。

　　莱昂内尔·特朗布尔以一句简单、不太有法律味道的话先发了言：“先生们，我们现在可是大难临头了。”

　　“这还用说，”医院董事会主席诺顿阴沉着脸说。“那个验尸官的报告简直是毁灭性的一击。我的话可不是玩笑。它让我们措手不及，防不胜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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