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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八


  ▼二、成熟分裂

  要讲述事情是怎么样的,就意味着得从头说起,尽管要涉及到在历史中的某一点上,在这个点,人物是多细胞的组织。例如,我和普利希拉关系的故事,先得好好定义当我说“我”时指的什么和当我说普利希拉时指的什么,然后再转到确立“这些关系是什么”,这样才能开始。那么,我会说普利希拉是和我同类但不同性别的个体,是个多细胞的个体,正如我现在的样子。可是说这些还等于什么也没说,因为我得明确说明对于一个多细胞的个体,它被认为是一个大约五十万亿个相互之间差异很大的细胞的集合体,但由于在每个个体的每个细胞里的染色体中同样的某些酸链,以及决定这些细胞的蛋白质的不同进程的酸,使得个体能够与众不同。

  因此,讲述我和普利希拉的故事,就意味着首先定义在我的蛋白质和普利希拉的蛋白质之间建立的关系,这些蛋白质无论是分开的还是一起的,都被我和她的核酸链控制着,而它们都在我的和她的各自的细胞中排成同样的系列。所以,讲述我们的故事要比讲一个单细胞的故事复杂得多,不仅仅因为对关系的描述要考虑在同一时间发生的许多事情,更重要的是因为在明确这涉及到什么关系之前有必要明确谁和谁有关系。甚至,细想想,定义我们关系的类型并不像感觉的那样重要,因为说我们有思想上的关系,或者说我们有肉体上的关系,并没有什么改变,因为思想上的关系就是关于几十亿被称为神经元的特殊细胞,不过这些神经元通过收集其他的大量细胞的刺激发挥着功能,这些细胞多到可以说是所有几万亿个大量的组织细胞,而这和我们谈论肉体关系的时候是一样的。

  说很难确立谁和谁有关系,是因为我们要首先排除掉一个经常在讲话中出现的问题:就是说,有时,我不再是我自己,普利希拉也不再是她自己,因为,比如通过消化或者把氧气固定在血液里的呼吸作用,蛋白质分子在我们细胞里持续更新。这种推理会把人完全带入歧途,因为细胞在更新是真的,但是它们在自我更新的时候继续遵循着它们之前的既定计划。因此,从这种意义上,可以很肯定地认为,我继续是我自己,普利希拉还是普利希拉。总之,问题不在于此,但解决它也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有助于使我们明白事情不是看似的那样简单,才能慢慢地理解它们有多么复杂。

  所以,当我说我,或是我说普利希拉,我是什么意思呢?我指的是我的细胞和她的细胞所具有的特殊形态,这种特殊形态为的是与一个特别的遗传基因环境保持一个特殊的关系,从一开始,这种遗传基因的存在,似乎就是专门为了使我的细胞是我的,而普利希拉的细胞是她的。进一步说,我们看到的没有什么是特意存在的,也没有任何人植入任何东西,我和普利希拉究竟是怎么样的与任何人都无关紧要。遗传基因所做的只不过就是把传递给他的继续传下去,至于他是怎么接受的却并不重要。但是,现在我们仅限于回答加引号的我和加引号的普利希拉是不是我们的加引号的遗传基因,或者是我们加引号的形式。我说的形式,既指看得见的,也指看不见的,也就是普利希拉所存在的一切形式,实际上,她适合品红或是橙色,她皮肤所散发的香气并不只是因为她天生的腺体结构适于散发那种香气,也还因为她生活中所吃的东西,她所使用的香皂和她所谓的文化,她走路和坐着的方式,同时也是来自她在自己居住的城市、房子和道路间的一举一动,所有这一切,还有她记忆中的事情,哪怕也许只是在电影院里看见过一次的,还包括她已经遗忘的,但却被记录在神经末梢的某处的那些有关她从小心理所受的创伤的事情。

  现在,无论是能观察到的外在还是观察不到的基因遗传,我和普利希拉都有着同样的特征——我们两个的共同点,或是环境,或是物种——还有一些确定我们之间差异的因素。那么,就会开始提出这个问题:我和普利希拉的关系是仅仅一些不同因素的关系吗?因为这些不同点会造成一方或另一方忽略我们相同的部分,即如果对于“普利希拉”必须理解为“普利希拉与她所在的物种里其他成员所不同的特殊性”,亦或是共同元素之间的关系,然而必须看到关于这些对于物种或对于环境或对于我们两个是相同的而又有别于同一物种的其余个体,甚至比其他同类更漂亮的共同点。

  仔细想来,性别相反的个体进入一种特殊的关系,不是我们决定的,而是物种决定的,甚至不是物种而是动物的条件决定,甚至是有着不同性别差异的动植物的条件决定的。现在,当我选择了普利希拉,为了和她建立一种关系,我现在仍不知道那关系是什么。而普利希拉也承认是她选择了我,并且在最后一刻也没有改变主意。谁都不知道是哪个先作出了选择,也不知道在我之前有多少个“我”会相信这是我所以为的我,有多少个普利希拉之前的普利希拉,而我相信我正在朝她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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