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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


  ▼第十八章

  弗兰西盼着开学的日子。她想一开学,很多东西跟着就来了吧。她盼着这些。她是个孤单的小孩,希望和别的小孩一起玩。她想在学校院子的饮水处喝水。那水龙头安在下头。她在想,出来的水一定不是一般的水,而是汽水吧。她听爸爸妈妈说过学校的教室。她想看看那张能像百叶窗一样拉下的地图。最重要的是“学校文具”,她实在心驰神往:一个笔记本、一本活页簿,还有一个铅笔盒,有拉开式盒顶,里面装满新铅笔、橡皮擦、大炮形状的锡铅笔削、揩笔器和六英寸、软木做的黄色尺子。

  上学前,学生必须打防疫针。这是法律规定。这个规定引起了极大恐慌。卫生部门费尽口舌,向那些穷人和不识字的人解释,说打防疫针是给孩子种一种没有危害的天花,好让其身体对致命的天花形成免疫力,可这些家长都不信。他们理解为这些人是要把病菌注射到孩子健康的身体里。一些外国出生的父母都不让孩子打防疫针。于是孩子也上不了学。然后他们又因不让孩子上学而被追究法律责任。他们便问,这叫什么自由国家?人应该活到一定岁数嘛。他们在想,这个国家强迫让小孩受教育,为了让他们上学还威胁到他们的生命,这叫哪门子自由国家?一些母亲哭哭啼啼,拽着号啕大哭的孩子到卫生中心打疫苗,那样子好像是押着孩子去刑场一般。孩子们一看到针头,便歇斯底里地大叫起来。他们的妈妈在接待室里听到,便把围巾搭在头上,呼天抢地地哭号起来,就好像哭丧一般。

  弗兰西当时七岁,尼雷六岁。凯蒂拖着没让弗兰西早上学,是想两个孩子一起上学,也好有个照应,不被大孩子欺负。在那个可怕的8月的某个星期六下午,凯蒂上班之前,停在卧室门口跟两个孩子说话。她把他们叫醒,嘱咐他们该如何如何。

  “你们起床后,好好洗洗,到了十一点钟,过了街拐角,找到管公共卫生的那地方,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打疫苗,想9月入学。”

  弗兰西开始发抖。尼雷则哭了起来。

  “你和我们一起去行不行,妈妈?”弗兰西央求。

  “我得上班。我要是不上班,我的事情谁做呢?”凯蒂问。她用愤怒掩饰自己的内疚。

  弗兰西再没有说话了。凯蒂知道她让两个孩子失望了,可是她也没有办法。是的,她本可以一起去,也好给孩子一个心理安慰和精神依靠,可是她知道自己受不了那样的折磨。不过,孩子们防疫针还是要打的。不管她当时在不在场,这个事实都无法回避。既然这样,三个人中为什么不少一个人受折磨呢?另外,她安慰自己的良心说,这个世界本来就艰难,就苦涩。孩子们得在这样的世界里生活。早一点坚强起来,就早一点学会自我照顾。

  “那么爸爸跟我们一起去吧?”弗兰西满怀希望地问。

  “爸爸在工会总部等工作呢。他一天都不在家。你们也都不小了,自己去可以的。再说了,也不痛的。”

  尼雷的哭声又拔高了几度。凯蒂几乎无法承受了。凯蒂很爱儿子。她不想去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正是不想看到儿子痛着……哪怕只是针尖戳一下。她差点忍不住,打算一起去了。不过不行。要是误了半天工,那么星期天上午得去补。另外,她要是去的话,会病倒的。她不在,他们好歹能对付。她匆匆上班去了。

  弗兰西想安慰吓得魂不附体的尼雷。一些大孩子说,到了卫生中心,他们把你抓到后,会把胳膊给砍掉。为了转移他的注意,不让他去想这些东西,弗兰西带他到院子里,用泥巴做馅饼玩。他们忘了妈妈的嘱咐,没去洗身上。

  他们差点忘了十一点这个时间,因为做泥巴馅饼这东西很容易投入。他们的手和胳膊都玩泥巴玩得很脏。十一点差十分钟的时候,加迪斯夫人从窗户里伸出头来喊道,他们的妈妈叫她快到十一点的时候提醒一下。尼雷把最后一个馅饼做完,泪水洒得上面到处都是。弗兰西牵着他的手,两个孩子拖着步子绕过街角。

  他们在一条凳子上坐下。他们边上坐着个犹太妈妈,紧紧抱着个六岁男孩。那妈妈还在哭着,不时狂热地亲着男孩的额头。别的母亲也一个个苦大仇深地坐在那里,脸上有深深的皱纹。一扇毛玻璃门后,就是那些折磨发生的地方。那里头不断传来号啕大哭,间或有一声尖叫,然后又是一阵号啕,然后一个脸色苍白的小孩子走出来,左边胳膊上缠着一块纯白的纱布。他的妈妈会迅速跑过来,将他抓住,用不知哪国语言骂上几句,冲着那毛玻璃挥拳头,然后赶紧将孩子带出这行刑室了。

  弗兰西进去的时候浑身瑟瑟发抖。她这短短的一生,还从来没有见过医生和护士呢。他们一个个穿着白大褂。那些亮亮的、残酷的器具都隔着一张纸巾,放在一个小碟子上。到处都是消毒水的气味。消毒器上印有血淋淋的红十字架,上面雾气腾腾。这一切,让弗兰西充满无言的恐惧。

  护士将她的袖子捋起来,在左边胳膊上擦出一块干净地方。弗兰西看着那白衣大夫走过来,手里拿着那吓人的针。他的身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直到最后似乎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针头。她闭上眼睛,等着去死。什么也没有发生,她什么感觉也没有。她慢慢睁开眼睛,几乎不敢相信事情已经完了。可是叫她痛苦的是,大夫还在,手里还拿着针头这些东西。他在厌恶地看着她的胳膊。弗兰西也看了看。她在一片肮脏的黄褐色当中,看到了一小片白地方。她听到了大夫和护士的谈话。

  “脏,脏,脏,从早到晚都这样。我知道他们穷,可是洗洗总是可以吧。水总归是免费的,肥皂也便宜。护士,你来看看这胳膊。”

  护士过来一看,吃惊地咂了咂嘴。弗兰西站在那里,一阵羞辱感涌上来,脸热得发烫。医生是个哈佛毕业生,在社区医院实习。他一星期必须被发配到这种免费诊所一次。等实习结束了,他就会去波士顿神气活现地开业。在写给波士顿未婚妻——一个上流社会的女子——的信中,他用本地的话说,来布鲁克林这里实习,就如同经过炼狱一般。

  护士是个布鲁克林的姑娘。这从口音上能听出来。她是个贫困的波兰移民的女儿,曾有过鸿鹄之志,白天在某家血汗工厂上班,晚上上夜校,总之受到了一些培训。她希望有朝一日嫁个医生。她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来自贫民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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