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25)_伍尔夫

二五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这都让人深感遗憾。因为它意味着——这时，我走到一排排高尔斯华绥先生和吉卜林先生的作品前——最伟大的当代作家一些最好的作品也只不过被当成了耳旁风。无论评论家们做出何种保证，女性在这些作品里都找不到那一口永恒的生命之泉。不仅因为它们赞美男性美德，巩固男性价值观，描述男性的世界，还因为女性并不能理解这些书中渗透的情感。结局还早着呢，人们就开始说，那种情感来了，它聚集起来，要在人们头顶上爆发。那幅画会落在老乔里恩头上，他会惊吓过度而死，老牧师会为他宣读两三句讣告，泰晤士河上的所有天鹅会开始一起鸣叫。

　　但是在这一切发生之前，人们就会匆匆走开，躲进醋栗树丛，因为有些对男性来说非常深沉、微妙、象征意义非常丰富的情感，却让女性觉得奇怪。吉卜林笔下那些背过身去的军官是如此，撒种的播种人也是如此，那些只顾埋头工作的男人们，还有那面旗帜也是——所有这些黑体字都令人惭愧，仿佛在窃听一场只有男性的狂欢时被抓了个正着。实际上，无论是高尔斯华绥先生还是吉卜林先生，身上都没有一星半点儿的女性气质。因此我们可以推测，他们的一切特质在女性眼中都是粗糙又不成熟的。他们缺乏暗示的力量。如果一本书缺乏了暗示的力量，那么不管它冲击力多强，都没法渗入心灵深处。

　　我不停地把书抽出来，看也不看再放回去，我在这种焦躁不安的心情下开始想象，一个纯粹的、自负的男子气时代即将到来，就像那些教授的信件（比如沃尔特·雷利爵士的信件）中预示的那样，意大利的统治者已经建立了这样的时代。因为在罗马，人们很难不受那种凌厉的男子气概感染，且不论这种男性价值会对一个国家产生什么影响，它对诗歌艺术的影响都值得我们怀疑。

　　至少从报纸上的文章来看，意大利的小说让人感到某种焦虑。学者们召开了一场会议，主题是“促进意大利小说的发展”。那天出席的都是“贵族、金融界和工业界名流，或法西斯集团名人”，他们讨论该议题后，给领导人发了一封电报，称“法西斯时代很快就会催生一位不愧于这个时代的诗人”。我们大可以虔诚地相信，但诗歌可不是孵化器生得出来的。诗歌的诞生需要母亲，也需要父亲。恐怕法西斯诗歌会变成一个可怕的夭折的胎儿，就像小县城博物馆里的藏品那样，装在一个玻璃瓶里展出。据说这样的怪物总是活不长；人们从没见过这样一个神童在田野里割草。一个身体长出两个头，并不能使人长寿。

　　如果我们急着追究这种情况的责任，两个性别都难辞其咎。所有诱惑者和改革家都有责任，对格兰维尔勋爵说谎的贝斯伯勒女士有责任，对格雷格先生说出真相的戴维斯小姐有责任。所有唤起性别自我意识的人都要负责，是他们，在我想在某本书上发挥自己的才智时，驱使我去追溯那个快乐的时代，那时，戴维斯小姐和克拉夫小姐还没出生，作家懂得平衡自己大脑的两面来写作。我们必须重新回到莎士比亚，因为莎士比亚是雌雄同体的；济慈、斯特恩、库珀、兰姆和柯勒律治也是。

　　雪莱大概是无性的。弥尔顿和本·琼森身上的男性气质稍多，华兹华斯和托尔斯泰也是。我们这个时代里，普鲁斯特是完全雌雄同体的，或者说女性气质稍多。但是这种情况过于少见，没什么可抱怨的。因为一个人的大脑中要是没有这种融合，理智就会占了上风，大脑的其他能力就会僵化，最后荒废。但我安慰自己，现在是一个过渡期。我答应你们要做这场演讲，但我讲的大部分观点都会过时；现在，你们看到我眼里闪烁着火花，可不等你们成年，你们就会开始怀疑一切。

　　尽管如此，我来到书桌前，拿起那张以“女性与小说”为题的纸，准备写下第一句话：对于自己性别的思考，是任何一个写作者的致命伤。成为一个简单纯粹的男人或者女人，都是致命的；你必须成为有男子气概的女性或有女性气质的男性。女性发牢骚是致命的，哪怕一丁点儿也不行；哪怕有正当理由，也不能争辩；不能有意识地作为一个女性发表言论。这个“致命”不是夸张，因为任何带有意识偏见的文字都注定消亡。它不再获得营养。头一两天的时间里，它也许显得才华横溢，令人印象深刻，有力而巧妙，但当夜幕降临，它注定凋零；它没法在他人的心灵中继续生长。任何艺术创作，都需要大脑中的男性和女性先达成某种合作。两种对立的元素必须紧密结合。

　　作家的大脑必须完全放开，我们才能感觉到他完整地表达出了自己的经验。大脑必须自由，必须宁静，没有一个轮子吱嘎作响，没有一星半点的光，窗帘必须拉严。我想，一个作家体验一件事情之后，他必须躺下来，让自己的大脑在黑暗中庆祝它们的结合。对于他脑中发生的一切，他一概不能看，也不能质疑。他应该去摘下玫瑰花的花瓣，看着天鹅静静地漂在湖面上。我又看到了那股卷走小船、大学生和落叶的水流，看到载上男人和女人的出租车，我想，他们穿过街道聚在一起，被水流卷走，我想，伦敦的河流在远处咆哮，他们也融入了滚滚洪流之中。

　　此时此刻，玛丽·贝顿一言不发。她已经告诉你们，她怎样得出了这个乏味的结论——要写小说或者诗歌，你必须有每年五百英镑，还有一间可以上锁的自己的房间。她试图阐明自己在这个结论中的种种思考和印象。她让你们跟着她一头撞见校官，在这里吃午餐、吃晚餐，在大英博物馆里画画，从书架上拿书，望着窗外。她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们肯定发现了她的种种过失和缺陷，判断这会对她的观点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你们反驳她，根据自己的标准增加或删减她的观点。这是应该的，因为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来说，只有一一排除所有错误，才能找到真相。最后，我自己先提出两种可能出现的批评，这两点很明显，我不说你们肯定也想到了。

　　你们可能会问，我还没有说，两种性别的作家各有什么优点。我是故意不说的，因为时候未到——眼下弄清女性有多少钱、多少房间，比用理论说明她们的能力要重要得多。就算时机成熟，我也不相信人的天分（无论是大脑还是性格方面的）可以像糖果或者黄油一样衡量，哪怕剑桥大学这么擅长给人分类、戴帽子和加头衔的地方也做不到。我甚至认为，你们在《惠特克年鉴》中找到的次序表也不能代表最终价值，也没有确凿的理由认为，参加宴会时巴斯爵士一定要走在精神病患者调查官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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