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18)_伍尔夫

一八

　　看着它渐渐出现、清晰和生动起来，人们发出狂喜的呼喊，我一直感觉、知晓和向往的就是它！人们心潮澎湃，怀着某种敬畏的心情合上书，放回书架上，仿佛它是一件珍宝，仿佛人活着就是为了随时拿起它。我这么说着，拿起《战争与和平》，把它放回了原位。但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如果这些可怜的句子看似鲜亮而华美，引得我们拿起来检验一番，心中顿时激荡起一种热切的回应，然后戛然而止：似乎有什么东西遏制了它们的成长，只能看到角落里一些模糊的痕迹和一处污点，没有任何完整和完全的东西，我们只能发出一声失望的叹息，说一句，又是一部失败之作。这部小说哪里出了问题。

　　当然，大部分小说会在什么地方出些问题。想象力不堪重负，寸步难行了。洞察力也不再敏锐，分不清真假，再也没有力气进行那种需要持续调动各种才能的艰巨劳动。然而再看看《简·爱》和其他小说，我想，小说家的性别对这一切又有什么影响呢？我把诚实看作小说家的核心品质，但女性小说家的性别会影响她的诚实吗？看看我从《简·爱》中摘录出的那几段，小说家夏洛蒂·勃朗特的愤怒显然干扰了她的诚实。她偏离了自己倾注全部心血的故事，陷入了某些个人的不满情绪中。

　　她想起自己本该拥有某种经验，却被剥夺了机会——她想自由闯荡世界的时候，却只能憋在牧师住宅里补袜子。她的想象变成了愤怒，我们都能感觉得到。除了愤怒，还有很多其他力量纠缠着她的想象力，想让她偏离正道，比如无知。罗彻斯特先生的形象是在黑暗中描绘出来的。我们能从中感到一种恐惧，就像我们常常感觉到一种压迫产生的刻薄，一种激情之下压抑的痛苦，一种感染了整本书的敌意。那些书很好，但却一阵阵地痛。

　　既然小说和现实生活有一定关联，那它的价值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现实生活的价值。通常情况下，女性的价值观显然和男性定义的价值观不一致，这很正常。不过，占上风的是男性价值观。简单来说，足球和运动很“重要”；而追求时尚、购买衣物是“小事”。这种价值观必然会从生活渗透进小说之中。批评家会说，这本书很重要，因为它讲的是战争。这本书不重要，因为它讲的是会客厅里女人们的感情。描写战场的场景比商店里的场景更重要——价值观的差异比这更微妙，而且无处不在。

　　因此，在19世纪初期，一个女人如果要写小说，她的大脑肯定会有点偏离正道，受到外界权威的影响，不得不修正自己的明确想法。你只需扫一眼那些被遗忘的旧小说，倾听它们的声音，就能看出作家遭到了批评。她的文字一会儿充满攻击性，一会儿又表示妥协。她要么承认自己“不过是个女人”，要么抗议说她“不比男人差”。她面对批评的方式是随性的，有时顺从而恭敬，有时愤怒又强硬。方式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偏离了事情本身，开始想其他东西。她的书把私人的情感强加给读者。书的核心有瑕疵。我又想到，女性的小说散落在伦敦的二手书店里，像一颗颗没长好的癞苹果。这些书的根部有问题，导致它们腐烂了。她因为别人的观点而动摇了自己的价值观。

　　然而，她们不可能不左右摇摆。在一个纯粹的男权社会里，面对所有批评，要想坚持己见不退缩，需要怎样的才能，怎样的诚实品质啊。只有简·奥斯汀和艾米莉·勃朗特能够做到。这是她们的成就，恐怕是最光荣的一个成就。她们写女性的小说，而不是男性的。在那个年代，写小说的女性成千上万，只有她们做到了彻底无视老学究们的反复告诫——你得这么写，你得那么想。

　　那些声音喋喋不休，时而怨声载道，时而居高临下，时而盛气凌人，时而悲痛，时而震惊，时而愤怒，时而和蔼，让女性没有片刻安宁，像一位过于严肃的女教师，命令她们要有埃杰顿·布瑞格爵士那样的教养；甚至连批评诗歌时也扯上对性别的批评；还劝告她们，要想守规矩，想赢得某种耀眼的回报，就要注意自己行为的底线，不能超出某些绅士觉得合适的范围——“女性小说家要想成功，就要勇敢地认识到自己性别的局限性。”这句话点出了问题之所在。别吃惊，我告诉你们，这句话不是写于1828年8月，而是1928年8月。

　　我想，现在你们看到这句话，会觉得挺好笑，但它代表的是大部分人的观点——不是我想翻旧账，我只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一个世纪前，这部分人非常活跃，非常有发言权。在1828年，一个年轻女性必须有非常坚定的意志，才能无视所有斥责、谩骂和别人承诺的奖赏。她一定得通过某种方式煽动自己，对自己说，好吧，他们总不至于把文学也包了。文学向所有人开放。就算你是什么校官，我也不允许你把我赶出草坪。至于图书馆，你想锁就锁吧，但我的思想是自由的，任何大门、门锁和门闩都不能阻拦。

　　在写作这件事情上，不管那些挫败和批评对她们产生了什么影响——我相信这种影响是巨大的——比起她们面临的另一个困境，这些都不重要，只要她们（我想的还是那些19世纪初期的小说家）将自己的思想付诸纸笔，就会发现自己缺乏传统的支撑，或者传统历时太短太片面，帮不上多大忙。女人只能通过自己的母亲追溯历史。男作家能给我们带来很多乐趣，但不能给我们提供任何帮助。兰姆、布朗、萨克雷、纽曼、斯特恩、狄更斯、德昆西——不管是谁——对女性都没有帮助，尽管她能从他们那里学到些技巧，并加以活用。男性思想的重量、步调和步幅都和女性完全不同，她无法成功从中提取任何有用的东西。你总不能比着葫芦画瓢。她提起笔的第一反应，恐怕是发现她找不到现成的通用句式。所有伟大的小说家，像萨克雷、狄更斯和巴尔扎克等，都写得一手流畅的散文，节奏快而不乱，表现力强但不做作，有自己的特色，同时又属于全人类。他们使用当时通用的句式。

　　19世纪初通用的句式大致如下：“他们作品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不半途而废，而是继续前进。作家最能感到兴奋或满足的事情，应该在于修炼艺术、创造无限的美和真理。成功激发人努力，习惯帮助人成功。”这是一个男性的句式，我们能从中看到约翰逊、吉本等人的影子。它不适合女性使用。哪怕夏洛蒂·勃朗特有着卓越的散文才能，拿起这件笨拙的武器，她也要磕磕绊绊，栽倒在地。乔治·艾略特要是拿起它，不知道会干出什么不可描述的暴行来。简·奥斯汀看看它，嘲笑一番，然后组织出一种适合自己使用的句式，一直使用下去。这种句式绝对非常流畅、漂亮，因此，她的写作才能虽然略逊于夏洛蒂·勃朗特，表达的却比勃朗特完整得多。

　　艺术的精髓在于自由和完整的表达，因此女性写作欠缺传统和工具，便能说明很多问题。而且，一本书并不是由一个个句子从头到尾连接而成，而是词句的建设，说得更具象些，就像建造拱廊或穹顶一样。男人根据自己的需求制造出这些形状，供自己使用。史诗或诗剧的形式也不见得比这些句式更适合女性。到了女性当上作家的时代，现存的文学形式已经固定。只有小说足够年轻，还能供女性灵活使用，也许这就是女性选择小说的原因。

　　尽管如此，到了现在，谁又能说所有文学形式中最灵活的“小说”（我使用双引号，因为我觉得这个词不够恰当）就适合现在的女性使用呢？当然，如果她能自由伸展四肢，肯定会把小说捶打成适合自己的样子；创造某种新的形式，不一定是韵文，用来表达自己的诗性。因为她心中还有诗意未能表达。我又想，现在的女性会如何写一部五幕诗悲剧，是用韵文，还是用散文？

　　这些都是我们未来需要面对的问题。现在我必须放下这些问题，否则它们会引诱我偏离话题，走进无迹可寻的森林，我会迷路，而且极有可能被野兽吃掉。小说的未来是个令人沮丧的话题，我不想提起，也觉得你们不会想听。所以我只稍微说上两句，请大家注意，对将来的女性来说，物质条件至关重要。书必须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人的身体条件，甚至可以草率地说，女性写的书应该比男性写的书更短更紧凑，结构要清晰，不用进行长时间集中且不间断的写作。因为她们总是受到干扰。

　　另外，男性和女性脑中输送营养的神经似乎构造不同，如果要他们发挥出各自最好和最努力的状态，就必须找到适合他们的方式——举例来说，几百年前修道士可能会设计的几小时课程是否适合他们——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劳逸结合，这里我说的“逸”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指做些别的事情；他们到底有哪里不同？一切都在等待我们去讨论和发现，一切问题都属于女性与小说这个话题。我又走近书架，想，哪里能找到女性学者关于女性心理的详细研究？如果因为女性不擅长踢足球，就不允许她们研究医学——还好，我的思路在这里又转了一个弯。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