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孩的记忆(24)_安妮·埃尔诺

二四

　　我们经常会找个空教室，背着别人侃侃而谈。我们首先提出了一个假设，然后把它当成了我们共同的计划：离开师范学校，去英国做交换生，十月份回来攻读文学专业。我不记得我们是苦思冥想了几个小时，还是灵机一动有了这个想法。但是谁先萌生了这个想法呢？肯定是R。我看到安妮·D当时绝望至极，暴饮暴食，深陷寄宿生活的困境，她永远不会也不能逃出自己纵身跳下的陷阱，主动动摇最初的承诺，不得不让父母为她在学校的这几个月的学习生活买单，而所有这些，最后发现都是非常容易解决的。不管是校长，还是父母，都没有施加阻拦。

　　我的家人没人知道我想就读的“预科”是什么，但这并不妨碍母亲内心充满骄傲与抱负，她准备好倾其所有，只为女儿能够爬得“更高”。父亲很失望，好像我轻视了他的理想。（他一生都把《巴黎—诺曼底日报》刊登的师范学校录取通知放在钱包里。没有什么能够取代他这一最幸福的时刻，作为一个十二岁就辍学在农场工作的小农民，这是他对世界的反击。）

　　然而，离开师范学校后，我对自己实现抱负的能力有所了解了。我在1960年2月29日的信中写道：

　　“我想成为一名教师，但是梦想可能无法成真。我想成为一名图书管理员，重拾我以前的梦想。”

　　1960年3月末。我看到她站在停靠在滨海布洛涅火车站的人行通道上。金黄色的发髻，镶金边眼镜，眼镜上边框是黑色的。她穿着天蓝色的中长款防水大衣，在这个季节，这件衣服太薄了，但是她的行李箱没有空间放冬天衣物，而且她秋天就会回来。火车几分钟后会再次启动出发前往滨海火车站，乘客们的目的地是福克斯通。透过紧闭的车窗，她看着站台上一动不动的母亲。母亲既感到吃惊，又感到挫败，因为她不得不下车，不能陪女儿一直到海关，然后送女儿上船，可是她坚强地冲女儿微笑。女儿感到眼泪在眼睛里打转。不知道她是否还记得一年半前在S火车站的类似场景。

　　今天，正在写作的我，把两幕场景放在一起，一幕场景中女孩眼泛泪光，我注意到两个女孩的不同：第一个女孩，志得意满，恨不得立刻离开家，离开她的小镇；第二个女孩，既不骄傲也不迫切，佯装镇定，努力掩饰离开和分别带来的悲伤，她对即将面临的未知世界没有任何期待。这个从未去过巴黎的女孩，可能自己独自来到伦敦，被带到一个外国家庭，和他们一起生活六个月，时间太长了。这完全无关于童年和青春时期的梦想。她离开，是因为她误判了未来，她因失败而远走他乡。不能在伊沃托待着“无所事事”，置父母于尴尬的境地，客人们出于好奇会故意问东问西。她必须离开，这是不可避免的，从她上小学、成绩优异开始，这一切就注定了。她不应该想要——她不应该喜欢——待在厨房那张铺着油布的桌子旁边，待在伊沃托，她必须像她母亲所说的那样，“继续前进”。她是阿兹纳武尔（Aznavour）的歌曲中的莎拉，这首歌让她暗自烦恼，其中的一句歌词是“不能为了父母而活”。那时那刻，她必须断掉自己与这个世界的唯一联系。两周后R会在伦敦与她会合的约定，也丝毫不能让她摆脱离别的哀愁。

　　前几封写给玛丽-克洛德的信件，信封背面都写着“英国伦敦肯弗街21号，邮编N12，安妮·杜切斯内”，信中洋溢着热情，而这种热情自从夏令营开始就消失很久了。住在“时髦的人”家里，即珀特纳夫妇，他们“三周后要举办花园聚会”，也不必帮忙照顾他们的两个儿子，因为他们都大了，布莱恩八岁，乔纳森十二岁，对此她满意极了。她形容这座房子“非常漂亮，铺着红地毯，到处都是镜子，有点美国的感觉”，提到他们“信仰犹太教，周五晚上吃饭时会习惯在桌子上点蜡烛”。她罗列了自己参观过的地方，国家美术馆（“马奈、莫奈、雷诺阿”、《泉》），圣保罗大教堂，杜莎夫人蜡像馆（“恐怖厅”），伦敦塔，码头，白金汉宫，大理石拱门，皮卡迪利广场。她写道：“我喜欢我的生活，我喜欢四海为家，我想周游世界、热爱万物”，然后她还补充道：“当我们在伊沃托的时候，我们觉得你会有浪迹天涯的命运，而我会有宁静的生活，不是吗？世事真的改变了我们。”她这样说，是出于虚荣，也是出于一种无意识的对过去自己的反击，就在不久前，她还处于困境中裹足不前呢，而现在却有了更好的社会身份。

　　我认为“世事”指的是夏令营、H和师范学校的经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写下“英国是安静的国度，万物平稳。草绿油油的。人们喜欢浅色，粉红色的蛋糕，甜美的歌曲，就像佩里·科莫（Perry Como）的歌”的女孩，不再不属于这个世界。即使她仍旧暴饮暴食，哪怕她的例假还是没来，但是她冰冷的内心正在慢慢融化。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什么是“好品味”。而回想起来当时，室内粉刷得金碧辉煌，没有古董家具，没有书柜，没有书籍，只有一本《读者文摘》，这在我看来似乎是典型的新贵阶层的家，1960年的女孩一定觉得自己身处在一个豪华的世界里。在一间挂着厚重窗帘的客厅，有两张面对面摆放的柔软沙发，一台大电视，几张茶几，一个酒柜。厨房里配备了她只在家用电器展柜内见过的电器，电炉、冰箱、洗衣机、烤面包机、食品搅拌器。浴室明亮耀眼，厕所是粉色的，门口的雕花小圆桌上摆着一部象牙色的电话。她是否曾想到前一年看过的雅克·塔蒂（Jacques Tati）的电影《我的舅舅》？看电影时她并没有觉得电影好笑。有生以来第一次躺在浴缸里，让她体会到久违的快乐。在这样的环境里活动、呼吸、吃饭、睡觉、使用新工具，让她毫无异议地接受一切不喜欢的工作，这些工作远远不是管理交换生的“国际关系”组织所宣传的简单的“家务帮助”，而是：

　　每天早上：洗碗，擦厨房和起居室的地板，用清洁剂擦洗浴室和厕所，用吸尘器打扫所有房间（楼梯需要用小扫帚配着小簸箕清理）。

　　每周：给前门打蜡，清洗铜器，熨烫衣服。

　　这段记忆也是无法磨灭的。

　　简而言之，这种在更高阶层沉浸式生活让我同意父亲在我回到法国后所说的话，他说：“实际上，你在英国就是个小女佣！”这种想法，哪怕笑着说出来，也深深刺痛了我，极具侮辱性。处于这样的奴役状态，我不由自主地使用各种小技巧，以便自己中午前能空闲下来，比如只是弄平床单和毯子的皱纹，吐口水来擦拭玻璃桌。

　　我在第一封信中就表达了“熟练掌握英语”的决心，我还在信中说我阅读《每日快报》，开始阅读被称为“新萨冈”的美国人帕梅拉·摩尔（Pamela Moore）的《早餐巧克力》，还去看了《绅士联盟》，但这种决心很快就瓦解了。越来越不想去郊区上课，虽然每周只有一个晚上有课。可以从芬奇利的一个图书馆借阅当代法国小说，但却让她很受打击。信中说“一直沉浸在法国小说中，让我很自责”，她罗列了读过的书，基本都是近期出版的：

　　布托尔（Butor）的《变》
　　安德烈·施瓦兹·巴尔（André Schwartz-Bart）的《最后的争议》，一本精彩的书
　　罗杰·瓦扬（Roger Vailland）的《致命一击》，让我赞赏不已
　　伯纳德·普利瓦特（Bernard Privat）的《墙角》，我喜欢
　　罗杰·佩里菲特（Roger Peyrefitte）的《特殊友谊》，相当无聊
　　克洛德·莫里亚克（Claude Mauriac）的《城里的晚餐》
　　让·布洛特（Jean Blot）的《纽约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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