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不存在(37)_露露·米勒

三七

　　放弃星星的时候，我还是个孩子。当时我和爸爸一起站在露台上，心中涌起一阵凉风，感觉自己仿佛是在毫无意义地穿梭于宇宙之中。在那些糟糕的日子里，这一认知给我近乎致命的寒意。

　　放弃星星之后，我爸爸得以创造自己的道德，蔑视一切在他看来毫无意义的规则——标注回信地址、穿带袖子的衣服，以及不吃实验室里的老鼠。

　　我敢肯定，对神父、流浪者、烘焙师和烛台制造者来说，放弃星星的那一刻，他们的感受会与我爸爸的感受截然不同。

　　而放弃鱼类，同样是一件冷暖自知的事情。

　　在卡罗尔·凯苏·尹放弃鱼类之后，她对一直以来尊敬的学术团体感到愤怒。她担心，贬低直觉的重要性会使大众更不在意周围的环境，而后者迫切需要我们的关注。她写了一本书，用优美的措辞宣告了鱼的死亡，但她内心的一部分仍渴望着回到过去，回到那个可以将它们统称为鱼类的年代。

　　里克·温特博特姆，那位狂热的支序分类学家，他在放弃鱼类之后获得了人生目标。他周游全美，心中充满使命感。他在一块块黑板上处决一条条鱼，迫切地想要让大家认清事实。他感觉自己的神经被重新连接，感觉自己更接近真相，因此急于帮助别人发现问题的关键。几十年过去了，现在他早已泄气。没几个人愿意接受这一新观点，他无力打消人们对鱼类的信念。“我持续抗争了三十年，”他叹气道，“现在我把精力用在高尔夫球上。我的新愿景是用那颗小小的白色高尔夫球覆盖林地和湖底……这个任务我完成得不错。”

　　特伦顿·梅里克斯，弗吉尼亚大学那位认为椅子不存在的哲学家，在放弃鱼类之后，他的箭筒里又多了一支箭。“我不怎么惊讶。”我气喘吁吁地告诉他鱼类已然消亡的事实之后，他如此回应道。这正是他想让学生理解的事情：我们对周围的世界知之甚少，即便对脚边最简单的事物也缺乏了解。我们曾经犯过错，之后还会继续犯错。真正的发展之路并非由确定无疑铺就，而是由疑问筑成，因此需要保持“接受更正”的状态。

　　安娜放弃鱼类之后——嗯，她其实还没有放弃。但她问我，“鱼类”是否与“不合格者”类似，是一种错误的术语。这个标签贴在她的后背上，害她被投进砖墙内、被剥夺童年、被切断了延续后代的机会。我说，是的，就是那种术语。她点点头，然后说，她对鱼类充满同情，同情那种一旦给某物命名，就不再对它投以目光的做法。

　　生态学研究者乔纳森·巴尔科姆放弃鱼类之后，感觉到了思想的交融。他说，在正式放弃这一术语之前，他想看看相关的基因研究，不过这一想法的确与他观察的结果相契合。他早已写了一本书，名叫《鱼知道什么：我们水下近亲的隐秘生活》（What a Fish Knows: The Inner Lives of Our Underwater Cousins），试图揭示鱼类认知的广度和复杂性。鱼类能辨认更多的颜色，比我们更好地完成某些认知任务，更好地使用工具，还能分辨古典音乐和蓝调音乐。某些种类的鱼似乎还能感觉到痛苦。我开玩笑地问巴尔科姆，那我们该怎么做？不再吃鱼吗？他安静地说：“嗯。”我暂时还做不到这样，但我认同他的理论：水里游的这些生物，它们认知的复杂程度远超我们的想象。从某种程度上说，“鱼类”是个贬义词，我们借此掩盖其复杂性，让自己获得一种虚假的平和，感觉人类比实际上距离它们更远。

　　埃默里大学的知名灵长类动物学家弗兰斯·德瓦尔声称，人类总会做这样的事——弱化我们和其他动物之间的相似性，以此维持我们在想象的自然阶梯上的高位。德瓦尔指出，科学家可以说是罪大恶极，他们用专业术语拉开我们同其他动物之间的距离。他们把猩猩的“吻”叫作“嘴对嘴接触”，把灵长类的“朋友”叫作“最喜欢联系的伙伴”。牛和猩猩能够制造工具，这一行为向来被视作人类与动物的分水岭，但科学家认为，它们制造工具的行为终究与人类的行为有所不同。如果动物能够比我们更好地完成某项认知任务，比如某些鸟类能够记住几千颗种子的精确位置，这种能力就会在科学家笔下变成直觉而非智力的表现。类似的语言把戏层出不穷，德瓦尔称之为“语言阉割”。我们用话语剥夺动物的能力，用词汇维持自身的崇高地位。

　　爸爸不肯放弃鱼类，他说他太喜欢这个词了。他明白，从科学角度来说，这个词是不准确的，但他觉得它很有用。我问他，使用这个词就是把自己限制在体验世界的特定途径之内，他是否在意这一点？他嘟囔着说：“呃，我太老了，没法摆脱那些尚未摆脱的东西。”

　　我的大姐很轻松地放弃了鱼类，让整个类别从她的指尖溜走。我问她为什么能这样轻易地抛开鱼类，她说：“因为这是生命的真相。人类错了。”她说，人们也一次次错看了她，她的一生都在经受误解。她被医生误诊，被同学、邻居、父母和我所误解。“长大这件事，”她对我说，“就是学着不再轻信别人对自己的评价。”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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