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不存在(29)_露露·米勒

二九

　　时间来到1927年，那年4月，大卫·斯塔尔·乔丹七十六岁了，他的身体逐渐虚弱。就在几年前，他的儿子埃里克——小埃里克，芭芭拉的替身——已经成长为一名古生物学家。然而，埃里克在一次标本收集途中因车祸过世，年仅二十二岁。大卫悲痛欲绝、精疲力竭，多年接触甲醛让他的视力逐渐减退，身体也变得虚弱。他慢慢地看不清东西，还得了糖尿病。再过几年，他就要坐进轮椅了，但收音机里传出的报道让他重焕活力。一位科学家代表ERO这个大卫帮助创办的机构向最高法院提交证据，断言“道德败坏”存在于血液中，可以通过强制绝育予以清除。这一观念曾经只是大卫脑海中模糊的想法，如今却经过他的传教，变成了这个星球上真实存在的事物。一个如此具体的结论，被堂而皇之地写进联邦法条。

　　九位脸色阴沉的陪审员审阅那位科学家提交的证据，那些花言巧语和精美的家族谱系，暗示绝育是保障公民免于犯罪、疾病、贫穷和痛苦的可靠方式。他们审视这个女孩，卡丽，她胆小又容易相信别人。第一次听证会的时候，他们问她是否要为自己说些什么，她答道：“先生，我没什么说的……全看陪审团的意思。”陪审团八票赞成，一票反对，让强制绝育合法化，“以防我们人类陷入无能的泥沼”。

　　五个月后，卡丽·巴克被送进林奇堡的州立癫痫病和虚弱人士病院。她被直接带进一栋低矮的砖砌小楼的二楼，那里有一扇天窗，可以为手术提供额外的光线。她躺在手术台上，耻骨上方被切开一道口子。外科医生用探针确定了她两侧输卵管的位置，迅速在每根输卵管上扎住两个相近的位置，然后将输卵管从中间剪断。接着医生用苯酚封住切口处，这样绝育手术就完成了。

　　卡丽醒来，迎接她的是新的事实：这世上永远不会有孩子继承她那独特的双眼和各种独一无二的特质了。“他们对我做了错事，”她后来这么说，“他们对很多人都做了错事。”

　　针对卡丽的裁定为超过六万起绝育手术铺平了道路，这些手术完全合法，违背人的意愿，在美国各地以“公众福祉”的名义进行。很多“不合格者”已经被遗忘，但研究人员还是努力曝光了他们能找到的记录。2007年，亚历山德拉·明娜·斯特恩，密歇根大学的一位历史学家，在萨克拉门托政府办公室内一个老旧的档案柜里发现了一套微缩胶卷，上面印着优生学的登记表——从1919年到1952年，在大卫的第二故乡加利福尼亚州被强制绝育的所有人的姓名和人口学特征。有近两万人登记在列。

　　斯特恩带领一个团队，花费数年时间分析这些记录，一起拼凑出“不合格者”的真正含义，以及哪些人群属于这一类别。斯特恩写道，被划为“不合格者”的“多为被控滥交的年轻姑娘，墨西哥、意大利和日本移民的儿女……以及那些跨性别的男女”。根据其他研究，有色人种女性被绝育的比例出奇地高。美国政府也已经承认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强迫两千五百名原住民妇女绝育。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北卡罗来纳州的优生学会搜捕了几百名黑人妇女并为之绝育。最耸人听闻的是，从1933年到1968年，约三分之一的波多黎各妇女被美国政府实施绝育手术。

　　顺便说一句，让上述一切成为可能的裁决，仍被保留在最高法院的案件记录中。是的，这一裁决从未被推翻。在美国法律的最高层面，仍然有法条这么规定：如果政府认定你“不合格”，它就有权力把你从家中拖出来，拿刀刺穿你的腹部，切断你的血管。

　　虽然多数法学家会告诉你，从专业角度来说，该法悬而未决，因为所有州都已经废除了优生绝育法。但现实是，全美仍有将近一半的州允许对“不合格者”实施非自愿的绝育手术，只不过现在换用“精神障碍”或“精神缺陷”等词语来形容手术对象。与此同时，强制绝育仍旧在全美“悄然”进行——发生在服务低收入群体的医院、精神科诊所、监狱、残疾人服务机构等等，大多数绝育手术没有被记录在案，因此很难发现。不过每隔几年就会有一些大案子被曝光出来。2006年至2010年，加利福尼亚州的监狱内有近一百五十位妇女被非法绝育，不仅没有经过她们的同意，有时甚至不会在绝育后告知她们。2017年夏季，田纳西州一位名叫萨姆·本宁菲尔德的法官被曝光与轻刑犯进行交易：只要同意绝育，就可以换取减刑。

　　就是这样。同样的想法，与高尔顿一样的思维模式。这位法官认为，贫穷、痛苦和犯罪倾向流淌在人的血液中，而一把手术刀就足以将这些弊端从社会中铲除。优生学在美国根本没有消停下来，我们甩不掉它。

　　漫步位于华盛顿的国家广场，走到第二十一街向北看，你就能看到他——弗朗西斯·高尔顿，他的铜像矗立在美国科学的圣殿，即美国国家科学院的入口处。若你沿着斯坦福大学的校园主干道漫步，第一个迎接你的雕像就是路易斯·阿加西。这个信奉黑人属于低等种族的人，还在校园里的科林斯柱之间指点科学的江山。他的背后是一栋巨大的砂岩楼，有荡气回肠的拱廊和黏土瓦构成的楼顶。这栋楼的名字致敬了那位曾周游全国，大力呼吁“清除”社会中最脆弱的群体的人——它叫乔丹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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