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不存在(28)_露露·米勒

二八

　　不过，实际的绝育比例依然不高。根据在大卫的推动下确立的优生绝育法，一个“不合格者”要先同司法、医疗、教育或福利系统接触，之后才能做绝育手术。接着，1916年，一个名叫麦迪逊·格兰特的美国人出版了一本优生学的书，后来这本书被一位名叫希特勒的德国人奉为“圣经”。在这本名为《伟大种族之延续》（The Passing of the Great Race）的书中，格兰特提出一项政策，与高尔顿在科幻小说中主张的观点有些类似：政府应当打着做慈善的幌子，将整个国家所有“道德败坏、有精神缺陷和遗传缺陷的人”骗到一起，然后对他们实施绝育手术。美国的优生学家们觉得这个主意很棒。十几年后，希特勒通过了德国的第一部强制绝育法，美国的优生学家兼医生约瑟夫·德贾内特扼腕叹息：“我们在自己的领域内被德国人击败了。”

　　并非所有美国人都拥护这个通过基因清洗创造美好社会的计划。反对的声音也不小。1910年，美国律师协会主席斥责优生绝育为“野蛮行径”；俄勒冈反绝育联盟的代表律师称之为“暴政和镇压的机器”；天主教的反对最为强烈，理由是绝育亵渎了生命的纯洁。1906年，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塞缪尔·彭尼帕克将世上第一部强制绝育法扼杀在萌芽中，他说：“纵容这样的手术，就是在迫害那些无助的群体……那些州政府承诺保护的人。”

　　科学界也涌现了成堆的反对声。越来越多的学者将优生学的科学理论称作“一派胡言”，他们指出，后天环境才是关键因素，它决定了许多优生学家认为应当通过绝育根除的特质：贫穷、滥交、文盲和犯罪。其他科学家质疑“退化”这一概念和“做慈善会导致生理退化”这一理论，他们不相信生命会以大卫所说的方式“倒退”，不相信海鞘等生物是因为寄生而退化为披有囊包的固着动物。这些怀疑之后都被证明并非空穴来风。

　　关键点在于《物种起源》这本书，大卫和他的前辈弗朗西斯·高尔顿都忽略了书中的一条关键信息。在达尔文看来，什么是使得某个物种变得强大的最佳方式？到底是哪种因素，能够让该物种历经考验生存下来，并且经受混乱的各种强有力的打击——洪水、干旱、海平面上升、温度波动、竞争者入侵，以及天敌和害虫？

　　答案是变异，基因层面的变异，继而表现为生物的行为特征和生理特征。同质性无异于死刑。一个物种没有突变体和异类，就会暴露在遭受自然侵害的危险中。在《物种起源》中，达尔文几乎每一章都在赞颂变异的力量。拥有多样基因库的物种更健康强壮，不同个体之间的交配则赋予后代更强的“生命力和繁殖力”，就连能够完美自我复制的蠕虫和植物也具备交配能力，让基因库保持多样性。达尔文对此赞叹不已。“这些事实是何等奇异啊！”他喊道，“倘若我们用不同个体间的偶然杂交是有益或必需的这一观点来解释这些事实的话，又是何等简单明了啊！”

　　杂交的另一种说法是“丰富基因序列”。环境变化后，我们不知道哪些特质会变得有用。达尔文想尽办法警告人类不要干预这一过程。在他看来，人类容易被表象蒙蔽，无法理解基因的复杂性，而这便是最大的隐患。那些看起来“不适应环境”的特质可能对一个物种或生态系统的生存有利，或者待环境变化之后，这些特质会有利于该物种生存下去。长颈鹿有了那难看的脖子才具备胜过对手的优势，看似笨重的皮下脂肪让海豹在逐渐变冷的环境中生存，被视作怪异的人类大脑或许藏着大多数人无法理解的发明、发现和变革的关键。“人类仅能对外在的和可见的性状加以选择：自然界并不在乎外貌……（她）作用于每一件内部器官、每一丁点体质上的差异以及生命这一整部机器。”

　　我们来看看蓝细菌的例子。它不过是海洋里一个小小的绿色微粒，几百年来在人类眼中不值一提，甚至一度连名字也没有。直到20世纪80年代的一天，科学家突然发现我们呼吸的氧气有很大一部分是它制造的。现在，我们对它表示尊敬，那小小的绿色微粒，将由我们尽力去保护。这正是达尔文早已预见的场景，他向人类发出警告，直截了当地反对将自然的馈赠进行排序，因为“哪些类群最终能够稳操胜券，却无人能够预言”。

　　这份谨慎，这份谦卑，这份对超越人类理解力的生态多样性的尊敬，实际上由来已久。这是一个基本哲学概念，有时被称作“蒲公英原则”：在某些情况下，蒲公英是必须铲除的杂草，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它却是人为培育的珍贵药材。

　　优生学家没考虑到这个无比简单的相对性原则。他们试图铲除基因库中“必不可少的”多样性，结果却破坏了培育优良人种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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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上述的种种论据，不管是哲学、道德还是科学方面的论据，似乎都没能动摇大卫对优生学的信念。他和其他优生学家一起，批评那些反对者幼稚、感情用事、迟钝到无法顾全大局。“教育永远无法代替遗传，”大卫在名为《你的家族谱系》的优生学图书中如是说，“关于这点，有一句阿拉伯谚语说得很明白：‘爸爸是野草，妈妈是野草，你能指望女儿长成番红花吗？’”

　　面对甚嚣尘上的反对声，大卫更加努力地推进美国的优生绝育计划。大卫的一位朋友是个寡居的女性，名叫玛丽·哈里曼，大卫说服她捐出50多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300万美元）资助优生学档案办公楼（简称ERO），一个光鲜亮丽的优生学研究机构，位于纽约科尔德斯普林港。在这里，研究人员着手收集上万美国人的大量数据，随后他们利用这些信息绘制家族图谱，揭示贫穷、犯罪、滥交、欺诈和喜爱海洋（他们称之为“嗜海性”）这些由血液决定的复杂现象。他们的确得出了一些有用的结论，例如白化病和神经纤维瘤的遗传规律，但其他结论大多是不真实的。该机构的研究人员惯于篡改数据，把谣言当作事实来解读。现在我们已经一致认定，代际的贫穷或犯罪倾向，根源在于无法摆脱潜在的环境因素影响。

　　尽管尊贵的ERO（该机构还从卡内基科学研究所和洛克菲勒家族获得了大量资助）孜孜不倦地展开研究，但到了20世纪20年代，公众对优生学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越来越多实施绝育手术的医生吃了官司，新泽西最高法院决定废除优生绝育法，因为该法“明目张胆地泯灭人性、践踏道德”。看上去，大卫在全美推行优生绝育计划的梦想终将成空。

　　这就要轮到阿尔贝特·普里迪登场了。

　　普里迪是个医生，头发梳得锃亮，负责掌管位于弗吉尼亚州林奇堡的州立癫痫病和虚弱人士病院。他是一名狂热的优生学家，因为给“发花痴、有漫游癖、满嘴脏话”甚至上课传纸条的女性绝育而声名在外。1917年，一位名叫乔治·马洛里的男子起诉普里迪，指控他在自己外出工作的时候给自己的妻子和女儿绝育。而普里迪医生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一栋房子里只有女人，没有男人当家，那么这里一定是家妓院。

　　“我也是人，和你一样，”马洛里在得知普里迪的所作所为之后给他写信，“你应当为自己感到羞耻……认真想想她们遭受了什么。”法官站在普里迪这边，但是病院方受到诉讼压力，催促他谨慎实施绝育手术。然而，普里迪不仅没有悔改，还变本加厉。他开始寻找案例向陪审团证明“低能”可以遗传，而且必须通过绝育来终结。

　　1924年，普里迪医生终于找到了他所渴望的证据。这年的某一天，一个名叫卡丽·巴克的年轻女人被送到病院。她是个孤儿，十七岁时被强奸并因此怀孕。分娩之后，她被养父母送进病院。卡丽站在普里迪医生门前，她的脸上有他熟悉的东西：高高的颧骨，深邃的目光。原来，卡丽的亲生母亲艾玛·巴克因为被控卖淫也待在这家病院。意识到两人的母女关系之后，普里迪让卡丽的宝宝薇薇安接受ERO的一位知名优生学研究人员的测试。该研究人员进行了几项测试，例如在宝宝眼前移动一枚硬币或拍手测试她的注意力等，最终判定小薇薇安“有退化症状”。这一官方测试让普里迪得到了他多年来一直渴望的东西：证明“低能”可以遗传给两代人。

　　一位名为欧文·怀特黑德的律师被指定为卡丽·巴克的代理律师。他声称自己反对给卡丽实施绝育手术，但学者隆巴尔多的研究显示，怀特黑德是优生绝育的支持者，因此他很有可能与普里迪事先串通好了。控方指控卡丽“居无定所、愚昧无知且一文不值”，怀特黑德却没能为她提供像样的辩护（她在校成绩优秀，邻居和老师都愿意为她的人格做担保），只是不断上诉至最高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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