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不存在(15)_露露·米勒

一五

　　走廊里响起咔嗒咔嗒的声音，是脚踩在油毡地上发出的声响；我正前去瞻仰大海里唯一一种大卫·斯塔尔·乔丹以自己的姓氏命名的鱼。

　　这一珍贵的正模标本由史密森学会^①保管，放置在距离首都二十英里外，一座体量巨大且守卫森严的标本馆中。

　　﹛①成立于1846年，下设21家博物馆、21家图书馆、国家动物园及众多教育和研究中心，拥有1.56亿件物品、文物和标本。——编者注﹜

　　为了保护标本，馆内温度很低，外墙上也没有几扇窗户。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刺鼻的乙醇味，还混合了松树与透明胶带的味道。

　　咔嗒声来自三双脚。我由两位在政府任职的分类学家陪同，这两人脖子上都挂着证件。

　　我们路过有蹄类动物的房间，动物的蹄子和角从抽屉中冒出来；路过爬行动物的大厅，其中一些标本的尾巴和地毯一样长；最后我们走进建筑深处放鱼类标本的地方。一道上锁的门横在我们面前，其中一位分类学家遮遮掩掩地输入密码，我们随即进入一个图书馆般的房间。架子上放着的不是一本本书，而是大小不一的罐子，每个罐子里至少有一具肿胀的尸体漂浮在黄色的液体中。一条巨大的鳗鱼像手风琴一样被折叠起来，放进一个同样巨大的玻璃桶里，宛如一条蜿蜒曲折的彩带糖。一个小罐子里装满了米诺鱼，好像一罐刺山柑花蕾。有的鱼像蝎子，有的鱼像毛毛球，有的鱼像老头，有的鱼像锡纸折成的小玩意。很难想象这些鱼是我们的起源，很难想象在胚胎阶段我们与它们并无二致。

　　最终，我们来到我想观看的标本面前。51444号标本，尖棘髭八角鱼（Agonomalus jordani），大卫·斯塔尔·乔丹在日本海沿岸发现该物种，于1904年为其命名。它像一条小小的黑龙，躺在用金属盖子封住的玻璃瓶底。

　　其中一位科学家拧开盖子，将一个金属镊子伸进罐中，把那条鱼夹出来。她这样举了一会儿，黑色的鱼鳞在明亮的灯光下闪闪发光，乙醇溶液滴到铺着油毡的地板上。随后，她把标本放到我的掌心。

　　我没想到有机会亲手触摸如此神圣的东西。八角鱼的身体相当锋利，尖棘覆盖它的全身，如果用力按压，那尖刺可以把手刺出血——我努力忍住这股冲动。我抚摸它皮肤上系着名字标牌的绳结，潦草但结实，一个世纪后依然牢固，不知道是否由大卫亲手缝上。八角鱼的吻上有倒刺，身体蜷缩得像一段螺旋楼梯，鱼鳍则像龙的翅膀，呈锋利的锯齿状。它是一个声名在外的优秀猎手，而八角鱼便是它的科属。它身上有乌黑的突起，可以隐匿在海草中跟踪猎物，也就是那些小虾小蟹。随后，它便会用巨大的胸鳍，也就是它的“龙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攻击，而那些甲壳动物死到临头也不知道自己毙于谁手。

　　我心中笼罩着一种怪异的寂静。我在琢磨，见过上千种鱼之后，大卫为什么偏偏选择用自己的姓氏命名这一种鱼？它的外形让人叹为观止，但也令人害怕，就像M. C.埃舍尔的画作。它的形状似乎不符合物理规律。我用手指抚摸它的外部轮廓，想要寻找几何学上的折角，但是一无所获。诚然，它的属名Agonomalus，就是希腊语“无角”的意思。A是“没有”，gonias是“角度”。很久之前，分类学家就发现这类鱼的形状并不遵循物理定律。Agonomalus jordani，就是无角鱼乔丹，就像莫比乌斯环，看似有两面，其实只有一面。两者之间的界限无迹可寻。

　　为什么大卫觉得这种鱼可以代表自己？这种选择是否作为一种自白，袒露了一位善于赢得人心，善于赢取工作和奖项的和善之人背后的黑暗面？我不知道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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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知道，大卫带回的鱼类标本越多，宇宙的回击就越猛烈。

　　与混乱斗争的过程中，大卫被夺走的不仅仅是妻子苏珊和年幼的女儿托拉，还有他的好友赫伯特·科普兰，一个留胡子的渔民，大卫雇他帮忙探索北美洲的新淡水鱼。在印第安纳州的怀特河打鱼时，赫伯特头朝下从船上跌落水中，就此冻死了。“于是我早年最亲密的伙伴去世了，那是我一生中遇到的头脑最敏锐的人。”大卫这样写道。厄运没有终止。赫伯特过世不久，大卫最喜欢的一名学生，查尔斯·麦凯，在阿拉斯加州搜寻新鱼种时失踪。之后，厄运又降临在大卫的学生查尔斯·H.博尔曼身上，他在佐治亚州南部的奥克弗诺基沼泽收集标本时染上疟疾，很快去世了。

　　这些人的去世是否让大卫在追寻秩序的过程中有所退却呢？一秒钟都没有。他坚持不懈，在混乱来袭的时候，加倍努力，加倍反击。大卫甚至发明了一系列更激进的捕鱼手段，例如用炸药炸鱼，用锤子敲珊瑚。捕捉那些躲在潮汐池石头缝里的“成群的小鱼”时，他想到了最有创意的办法：下毒。他在潮汐池里撒下几撮毒药，然后看着水面，很快，一群杜父鱼、海星和鰕虎鱼的尸体浮了上来。

　　又一次，大卫发现新物种的速度超过了给它们命名的速度。他位于斯坦福大学的实验室如同一座砂岩构建的宏伟庙宇，在这里，千奇百怪的鱼的尸体堆得越来越高。他感到胸中有什么东西在酝酿，舌尖泛起一股甜蜜的味道，那是重新找回的秩序感与力量感。

　　而世界依然如旧，广博、安静而有耐心，随时准备证明大卫的错误。

　　1900年，世界将它的目光投向了芭芭拉，大卫最疼爱的孩子。这个有着黑色眼眸的分类学爱好者，经常和大卫一起在名为“藏身之处”的小石屋附近漫游，身边的猴子骑着大丹犬。他们一起搜寻和辨认鸟类与植物，一起编故事，相安无事的两人甚至开始争论事物是否存在。“有次我和她一起在花园里散步，”大卫回忆道，“我反复吟诵赖利的诗歌：一不小心就会被小妖精抓走哦！”“可是根本没有小妖精这种东西，过去没有，以后也不会有。”她说。“可能吧，”大卫评论道，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哲学家乔治·贝克莱的）唯心主义理论，“世上无一物。”“啊，不对，有的，”她回答说，“世上有事物。”她四下看了看，试图寻找一个确凿无疑的现实证据，然后胸有成竹地说：“世上有南瓜这东西。”

　　一天，九岁的芭芭拉染上了猩红热，此时大卫正在日本收集鱼类标本。他急忙往回赶，想要陪在女儿身边，却在登上旧金山码头的时候就得知为时已晚。大卫将这件事称为“我们夫妻俩经历过的最惨痛的不幸”。“这是我和妻子遭受的最令人崩溃的打击，”他这样写道，“我们生活中最耀眼的明灯熄灭了。就在我写作的时候，即便隔了二十年，那伤口依然像发生在昨天一样，令我痛彻心扉。”

　　唯一让大卫感到些许解脱、有动力追求且多少能转移注意力的东西，就是他的鱼。大卫又转向水域，回到海上，不断搜寻更多的鱼。

　　当人们心中感到无助时，强迫性的收藏行为能让他们感觉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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