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申克的救赎(114)_斯蒂芬·金

一一四

　　“不是最奇怪的，”我说道，“不过也算前十名了；爱伦，还有没有草莓？”

　　时间一年一年过去，我在249号B的楼上发现许多房间——一个写字间、一间卧室供宾客偶尔留宿之用（不过由于我听过的碰撞声——也许是想象的——我个人还是宁愿住好一点的旅馆）、一间设备完善的小健身房以及一个桑拿浴室，另外还有一个狭长的房间，和建筑物等长，里面有两个保龄球道。

　　那些年里，我重新把施维里的小说读了一遍，还发现了一个才华横溢、足以媲美庞德和史蒂文斯的诗人，名叫罗森。照他三本诗集的封底介绍来看，他生于一九二四年，死于意大利西岸海港安其欧；三本诗集都是由斯德罕图书公司出版。

　　我记得我还挑了一个明媚的春天的下午，专程跑到纽约公立图书馆查询过去二十年来的《出版家名册》，这种名册一年出版一本，跟大城市里的工商分类电话簿差不多大小。我猜我大概把图书管理员烦透了，不过我仍然锲而不舍，每一册都仔细查过，尽管名册中原本应该列出全美大大小小出版商的名字，可是我怎么也找不到斯德罕图书公司的名字。一年以后——也许两年——我恰巧跟一位古书商谈起来，问他有没有听过这个出版商，他说从来没有。

　　我原本也想问斯蒂芬，但一看见他眼中警告的神情，便又作罢。

　　多年来也听了不少故事，滑稽的、爱情的、恐怖的故事，没错，还有一些战争故事，不过没有一个故事符合爱伦的想象。

　　杜杰曼的故事我记得最清楚——说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四个月，一个美军作战基地遭德军炮火直接命中，官兵全部阵亡的经过，只有杜杰曼一个人劫后余生。

　　美国将军卡鲁德一向视部下生命如草芥，他所负责的作战行动已经造成一万八千名官兵死伤，早已是大家公认的疯子。有一回敌方炮击时，他正站在一张作战图前面，向部下解释又一次疯狂至极的伏击行动。这个伏击行动注定会像卡鲁德其他的作战计划一样，走上相同的厄运，成功制造出新的寡妇。

　　炮击停止之后，杜杰曼两眼昏花，耳朵也聋了，他的鼻子、耳朵与眼角都流着血，下体也因炮击的剧烈震荡而肿胀；随后当他正想找路走出几分钟前还是作战总部的屠场时，撞见卡鲁德的尸体。他望着将军的尸体，然后开始又叫又笑，他自己被炮弹震聋的耳朵什么也没听见，却让医务兵知道散落的瓦砾碎片中还有生还者。

　　卡鲁德并没有在一轰之下身首异处或断胳臂断腿……至少一次大战的军人心中想到不得全尸而亡的情况，都是没了手、没了腿、眼睛瞎了、肺里吸满毒气等；他说卡鲁德将军的死相倒没有那么惨，如果他的母亲看到他，还是一眼就可以认出他来。可是那张作战图……

　　……炮击之时，卡鲁德指着的那张作战图……

　　那张图不知怎的竟印在他脸上，杜杰曼瞪着他脸上那张死亡面具，卡鲁德的眉骨正好在布列塔尼岛的岩岸上，莱茵河仿佛蓝色疤痕般奔流在他的左颊上，下巴则纹印着世上最佳的酿酒胜地……萨尔区仿佛刽子手的套索般绕着他的喉咙，凸出的眼球则印上了凡尔赛三字。

　　这是一九七几年的圣诞节说的故事。

　　我还记得其他几个故事，不过都不是我在这里真正想说的重点，其实连杜杰曼的故事都不是重点……不过那是我在249号B所听到的第一个“圣诞故事”，我实在忍不住要说出来。今年感恩节过后的星期四，当斯蒂芬拍掌问谁要讲圣诞故事时，麦卡朗说道：“我想我有一个故事可以讲，现在不说，以后就不能说了，因为过不了多久，上帝就会叫我永远开不了口。”

　　我去249号B这么多年，从没有听麦卡朗讲过故事。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我那么早就叫好出租车的原因，也是为什么当斯蒂芬替我们六个冒着大风雪来听故事的人端蛋酒时，我会觉得那么激动又兴奋；有这种感觉的人并非只有我一个，我看见其他人也面带兴奋。

　　又老又干的麦卡朗坐在炉火旁的大椅子上，粗糙的手里握着一袋粉末。他把纸袋丢进去，我们注视火焰疯也似地变换着颜色，最后才恢复到原来的黄色火焰；斯蒂芬端白兰地酒给我们，我们给他酬谢金。在这一年一度的大典中，有一回，我曾听见零角子铿锵有声地从施者手中移至受者手里，也有一回我目睹一张千元大钞塞进斯蒂芬手中，但在这两种不同的情形下，斯蒂芬悄然道谢的声音完全一样，毫无差别对待。我随华特豪斯到249号B已经十年了，尽管外面的世界变幻无常，这里却一成未变，斯蒂芬好像永远不会老，一天也不曾老去。

　　斯蒂芬退回阴影中，然后即是一阵阒然寂静，连壁炉里水分逸出木柴的飕飕声都清晰可闻。麦卡朗专心望着炉火，我们也都追随他的目光；那天晚上的火焰似乎分外猛烈，我觉得炉火的景象几乎让我目眩神迷——我猜想我们的老祖宗山顶洞人也曾在寒风呼啸的冬夜里，对着洞里的炉火心神恍惚。

　　之后，麦卡朗的身子稍稍前倾，眼睛仍望着炉火，他把两手交叉夹在膝盖间，开始说故事。

　　§2　呼吸方法

　　我已年近八十，也就是说我是跟二十世纪一起诞生的。我这辈子，都跟麦迪逊花园广场对街的一幢建筑物息息相关；这幢建筑物看起来就像一所灰色的大监狱——有几分类似《双城记》里描述的监狱——但它其实是一间医院，这间医院叫海莉纪念医院，取自我父亲第一任妻子的名字，她从现在的中央公园还是放羊牧地的时候，就已经是正式护士了。在医院前面的院子里，还有一座她的雕像；要是你们碰巧有人看过这座雕像的话，一定会奇怪一个样子那么严肃、似乎丝毫不肯通融的人，竟会选择如此需要温情与爱心的行业。雕像底座上刻着箴言，如果你懂拉丁文，那么这句话就更加令人不舒服了。它是这么写的：没有经历痛苦，就没有真正的安乐，是故救赎之前，必先承受痛苦的煎熬。

　　我于一九〇〇年三月二十日，在那幢灰石建筑物里诞生。一九二六年，我又回到那家医院担任实习医生。二十六岁才踏出行医的第一步，年纪似乎大了一点，但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我已经在法国有过很实际的实习经验；我曾替病人补好破裂的胆囊，再把它放回病人被炸开的腹部；我也跟黑市做过吗啡交易，这种吗啡有一股怪臭味，有时候还具危险性。

　　我们跟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那一代医生一样，都是一群经验实在老到的外科大夫，几个主要医学院的资料也显示由一九一九至一九二八年的医学院学生少有失败者。我们年纪比较大，经验比较丰富，表现出来的水准也比较稳定；我们是不是比较聪明呢？我不知道……不过我们的确比较愤世嫉俗。我们第一次验尸时，绝不像一些通俗医学小说上所描述的又昏倒、又呕吐，那些都是胡说八道；早在贝劳伍德战役中目睹母老鼠啃食士兵腐烂的肠子时，我们就已经吐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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