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申克的救赎(113)_斯蒂芬·金

一一三

　　她又回到书上，我走到厨房去喝我的啤酒，等我回来时，她已把《漫长的告别》摊在床上，仔细打量我。“大卫，你会不会加入这个俱乐部？”

　　“大概会……如果有人邀请的话。”我觉得不安，也许我又对她撒了谎，如果真有东35街249号B的会员资格这种东西的话，那么我已经是会员了。

　　“我很高兴，”她说道，“长久以来，你一直需要一些东西，我想连你自己都没有察觉这点，不过我看得出来。我参加了救济会、女权委员会，还有剧院会，你也需要一些东西，我想你需要可以跟你一起迈入老年的朋友。”

　　我走到床前在她身边坐下，拿起《漫长的告别》，那是一本重新出版的平装本，我还记得一九五三年爱伦生日时，我曾经送给她一本原版精装本。“我们老了吗？”我问她。

　　“我想是。”她说着，对我粲然一笑。

　　我把书放下，摸着她的胸部。“连这样也不行了？”

　　她十分淑女风范地拉起被子……然后又咯咯笑着，用脚把被子踢至床下。

　　圣诞节前的星期四终于来临了。那天晚上和其他晚上没什么两样，只有一件事明显不同。出席的人比较多，大概有十八位，而且有一股强烈而难以言喻的兴奋气氛；尤汉生只随便瞄了一眼报纸，就加入麦卡朗、毕格曼与我的谈话。我们坐在靠窗处，谈谈这，说说那，最后才热烈讨论一个话题：战前的汽车。

　　如今我才想到还有第三件例外的事——斯蒂芬酿了可口的蛋酒，酒并不烈，不过由于其中的甜酒与香料，喝下去喉咙会辣得发烫；蛋酒盛在如冰雕般美丽的玻璃盆中。大家几杯黄汤下肚后，嗓门也越来越大。

　　我望了望通往撞球台的小门，看见华特豪斯与司徒把棒球卡堆成像海獭帽一样，两人大声笑着。

　　人群聚了又散，散了又聚，时间越来越晚……到了平常大家纷纷离开的时候，我看见安德鲁手拿个纸袋坐在火前，随即把它丢进炉内，也没打开封口；不一会儿，七彩缤纷的火焰开始舞动，然后才恢复为原来的黄色，这时大家把椅子拉近，我可以看见安德鲁背后拱心石上的字：故事本身才是主角，而不是说故事的人。

　　斯蒂芬静悄悄穿过我们中间，拿起空酒杯，注入白兰地，一声声“圣诞快乐”响起，这时我才头一次在这里看到给钱的动作——这里十块，那里五十，我看得很清楚，还有一张是百元大钞。

　　“谢谢你，麦卡朗先生……尤汉生先生……毕格曼先生……”斯蒂芬有礼貌地悄声道谢。

　　我在纽约住了许久，深知圣诞节是一年一度的“小费大典”；一点小意思给肉商，一点给面包店和烛台店，至于门房、管理员、清洁女工等就更别提了，与我同阶层的人个个都觉得这是一种陋习。但那天晚上，我却看不到任何人吝于付出，每个人都心甘情愿，甚至热心十足地掏出钱来。突然之间，我莫名其妙地想到（在249号B时似乎经常如此），在冷冽的伦敦圣诞节早晨，《小气财神》中的小男孩对着施顾己大喊：“什么？和我一样大的那只火鸡吗？”而乐翻天的施顾己咯咯笑着说：

　　“好孩子！好孩子！”

　　我在皮夹里摸索着，在爱伦的照片后面总是夹着一张五十块钞票，以备不时之需。斯蒂芬替我倒白兰地时，我手不抖、心不颤地把钞票塞进他手里……虽然我并不富有。

　　“圣诞快乐，斯蒂芬。”我说。

　　“谢谢你，先生，你也一样。”

　　他倒好酒，拿着谢礼走开了。安德鲁的故事正讲到一半，我四下瞧瞧，看到一个模糊僵直的男人身影，斯蒂芬安静地站在门边。

　　“各位大概已经知道我是律师。”安德鲁啜了一口白兰地，清清喉咙，又喝了一口之后才说，“这二十二年来，我一直在公园大道的法律事务所执业；可是在当律师以前，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法律助理，在华盛顿特区的法律事务所工作。七月的一个晚上，公司要求我留晚一点，把法律案件的传票索引编好再走，这部分跟故事无关；不过不久有个男人走了进来——这个人是当时最著名的参议员，后来还几乎当上总统。他的衬衫上满是血迹，两只眼睛整个凸出来。”

　　“‘我必须见乔瑟。’”他说道。各位知道乔瑟·伍兹就是我那个事务所的老板，他是华盛顿最具影响力的律师之一，也是这位参议员的密友。

　　“‘他好几个小时以前就下班了。’我回答。我可以告诉你们，当时我真是害怕极了——他的样子好像刚刚离开车祸现场似的，也可能是刚刚经过一场厮杀；不知怎么搞的，一看他的脸——我在报纸与电视上看过他的脸孔——看见他脸上一道道凝结的血块，半个脸颊断断续续抽着筋，狂乱的眼神……看到这些，使我更害怕。‘我可以打电话给他——’我已经在摸索着话筒，只想尽快把这个烫手山芋丢给别人，然后我朝他身后望去，可以看见他踩在地毯上的血脚印。”

　　“‘我要跟乔瑟说话。’他又说道，仿佛根本没听见我刚才的话。‘我车里有个东西……我用枪射它，也用刀子刺它，可是还是杀不死它，它不是人类，我怎么杀，都杀不死它！’”

　　“他开始吃吃笑着……然后变成放声大笑……最后是声嘶力竭的尖叫；我终于接通伍兹先生，请他尽快过来一趟时，他仍然尖叫个不停……”

　　我不打算说完安德鲁的故事，老实说，我不确定自己敢不敢说这个故事，我只消告诉你，听完故事之后的几个星期，我不断做梦，你就知道故事有多恐怖了。有一次我和爱伦用早餐时，她问我为什么半夜突然喊叫：“他的头！他的头还在土里头说话！”

　　“我想大概是做噩梦吧！”我说道，“醒来就忘了。”

　　但我立刻低头瞪着咖啡杯，我想这一次爱伦知道我在扯谎了。

　　第二年八月的一天，我在阅览室工作时，接到华特豪斯的电话，问我可不可以到他办公室走一趟。我到那儿的时候，看见两位董事卡登与艾芬翰也在，我脑中迅速闪过不祥的念头，我一定做了什么蠢事了。

　　这时卡登走过来对我说：“大卫，乔治认为应该升你为初级合伙人，我们也都同意。”

　　“你或许会觉得自己好像最老的初级员工，”艾芬翰露齿笑道，“不过，这也是必经的过程，如果幸运的话，圣诞节以前，你就可以成为正式合伙人了。”

　　那天晚上我没有再做噩梦。爱伦和我出去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也喝了许多酒，然后又去了一家好几年都不曾去过的爵士乐酒吧，听蓝眼黑人乐手吹喇叭，一直到凌晨两点才回家。第二天早晨醒来时，我们的头在痛、胃在翻，却依然难以置信竟会发生这等好事，我的年薪一下子提高了八千，经过这么多年的等待，我们好像骤拾巨款一样意外。

　　那年秋天，事务所派我赴哥本哈根出差六周，回来后得知经常出席249号B聚会的韩若翰因为癌症而不幸过世，韩若翰太太骤失依靠，境况非常可怜，于是俱乐部发起捐款；大家推选我负责收集所有捐款——都是现钞——再将其转换为银行支票，总数超过一万元。我把支票交给斯蒂芬，我猜他大概把支票寄给韩若翰太太了。

　　巧的是，韩若翰太太正好是爱伦剧院会的会员；一段日子之后，爱伦告诉我韩若翰太太接到一张没有署名的一万零四百元支票，票根上只短短写着：令夫生前好友敬赠。

　　“这是不是你有生以来所见过的最奇怪的事情？”爱伦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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