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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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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星期确实发生了一件小事。午餐过后我们坐在起居室里喝咖啡,这时父亲拿出一个牛皮纸大活页夹,里面塞了六份申请书,还有每位申请者的证件照。明年夏天的候选人。父亲想听听奥利弗的意见,接着他把活页夹传给母亲、我及一位偕同妻子来午餐的教授,也是父亲的大学同事——他去年也曾经为相同的理由来过。“我的后继者。”奥利弗边说边挑出一位优于其他人的申请者传给大家看。父亲本能地朝我这儿飞快瞥了一眼,然后立刻收回他的目光。 将近一年前,也发生过一模一样的事。梅纳德的后继者帕维尔在圣诞节来访,看过档案之后,他强烈推荐一位来自芝加哥的学者——事实上,他们很熟。帕维尔和屋里其他人都对一位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什么不好研究)竟然专攻前苏格拉底学派[127]的年轻博士后研究员没什么兴趣。我花了很长的时间看他的照片,然后因为自己没感觉而松了一口气。 现在回想起来,我完全确定,我们之间的一切,早在圣诞假期那时,已经在这个房间里开始了。 “我就是这样被选上的吗?”他带着一种诚恳、笨拙的率直问道,那种坦率总是能卸下母亲的心防。 “当时我希望是你。”后来那天傍晚,在曼弗雷迪载他去车站前几分钟,我帮他把东西装上车时,告诉他:“是我让他们选你的。” 那晚,我快速浏览父亲的柜子,找出装有去年申请书的档案夹。我找到他的照片。敞开的衣领、大波浪衬衫、长头发,带着一点电影明星不情愿被狗仔拍照的架势。怪不得我会盯着这张照片看。但愿我记得整整一年前的那个下午我有什么感觉——满溢的欲望旋即带来欲望的解毒剂:恐惧。真正的奥利弗,和一个接一个、每天穿着不同颜色泳裤的奥利弗,或赤裸躺在床上的奥利弗,或斜倚在罗马旅馆窗台前的奥利弗——阻挡在我第一次看见他的快照时,为他描绘的那个不安又困惑的形象之前。 我看着其他申请者的脸。这个也不差。我开始好奇,若换作其他人来,我的人生会有什么转变。我大概就不会去罗马了。但我可能会去其他地方。我可能会对圣克莱门特一无所知。我可能会发现其他我已错过而且再也无从知晓的东西。也可能不会有改变,可能永远不会成为今天的我,可能会成为另一个人。 我想知道另一个人如今已变成谁。他会更快乐吗?我能否浸入他的生活几小时、几天,自己体验看看?不仅是要测试一下另一种人生是否更好,或者估量一下我们的人生如何因为奥利弗而渐行渐远,而且是要深思一下:如果有一天我有机会匆匆见上他一面,我会对另一个我说什么。我会喜欢他吗?他会喜欢我吗?他或我能理解为什么对方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吗?他或我会惊讶地得知,事实上我们都曾分别遇见过这样、那样或男或女的奥利弗吗?而且不管那年夏天谁来跟我们同住,我们依然非常有可能是同一个人吗? 母亲讨厌帕维尔,并且有可能会迫使父亲拒绝帕维尔推荐的任何人选,从而扭转了命运。我们或许是谨慎的犹太人,她说,但这个帕维尔是反犹太主义者,我不准再有任何反犹太主义者踏进我家。 我记得那段对话。那段话也铭刻在他的证件照上。所以他也是犹太人,我想。 接着,我在父亲的书房里做了当晚我一直想做的事。我假装不知道这个叫奥利弗的家伙是谁。这是去年圣诞的事。帕维尔仍在努力说服我们接待他的朋友。夏天尚未到来。奥利弗会搭出租车来。我会帮他拿行李,带他去他的房间,领着他走下通往礁石的阶梯到达海边。如果时间够,我会带他四处参观我们家远至老火车站的地产,然后说说住在悬挂萨伏依王室标志的废弃火车里的吉卜赛人。几周以后,如果我们有时间,我们可能会骑自行车到B城。我们会停下来吃茶点。我会向他介绍那家书店。接着我会带他去莫奈的崖径。一切都还没发生。 第二年夏天,我们听说他结婚的消息,我们寄了礼物过去,我在里面加了一小句箴言。夏天来了又去。我常常想告诉他有关他的“后继者”的事,并渲染各种与我共享一个阳台的新邻居的故事。但我什么也没寄给他。我一年后真正寄的唯一一封信,是为了通知他维米尼的死讯。他写信告诉我们他多么难过。当时他在亚洲旅行,所以信寄到的时候,他对维米尼过世的反应与其说是安抚了尚未愈合的伤口,不如说更像是轻轻擦破了已经愈合的伤口。写信跟他谈维米尼,仿佛正在穿过我们之间最后一座步桥,尤其在我们显然不会再提我们的过往以后,或者,因此,我们甚至连提都不提。如果积极跟所有过往住客都通信的父亲还没告诉他,那么我也会写信跟他说,我即将去美国的哪所大学读书。讽刺的是,奥利弗把回信寄到我在意大利的住址;这是另一个延误的原因。 接着是几年空档期。如果我用床伴来为自己的人生加标点,如果这些人可以分为“奥利弗之前”与“奥利弗之后”两类,那么人生所能赠予我的最大礼物,便是将这个时间分隔标记往前挪了。许多人帮我把人生区分为某人之前与某人之后的两部分,一些人带来欢喜和忧伤,一些人迫使我的人生偏离了原来的轨道,其他人则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因此长期如天平支点般隐约出现的奥利弗,最终有很多后继者。这些人或让他失色,或将他降格为一座早期的里程碑,一条不重要的岔路,或是在前往冥王星或更远处的旅程途中一颗炽热的小水星。想不到吧!我可能会说:认识奥利弗的时候,我还没跟某某邂逅呢。但人生少了某某,根本无法想象。 有一年夏天,收到他最后一封信之后九年,我在美国接到父母来电。“你一定猜不到谁来我们家住两天。就住在你的旧卧房。而且现在就站在我面前。”我当然早就猜到,却假装猜不出来。“你拒绝说你已经猜到了,其实已经透露了许多事实。” 道别前,父亲窃笑着说,接着父母争论谁该把电话交出来。总算传来他的声音。“埃利奥。”他说。我听见父母和背景中小孩的声音。没有人会这样呼唤我的名字。“埃利奥。”我重复,意思是我在听,也为了点燃我们过去的游戏,证明自己什么都没忘。“我是奥利弗。”他说。他已经忘了。 “他们给我看照片,你没变呐。”他说。他谈起自己的两个儿子,分别是八岁和六岁,此刻正跟我的母亲在起居室里玩。说我应该见见他的妻子,说他很高兴又回到这里。你不明白,不会明白的。那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我说,假装以为他是因为地方而感到快乐。你无法明白我到这里来有多快乐。因为信号的关系,他的话断断续续。他把电话交还给母亲,母亲跟我讲话之前,仍亲切地对他说话。“Ma s' è tutto commosso[128].”她最后对我说。“真希望我跟你们大家待在一起。”我回答,为了一个几乎已完全不再想起的人而激动不已。时间让我们变得多愁善感。或许,到头来,令我们受苦的就是时间。 四年后,经过他所在的大学城,我做了件不寻常的事。我决定露面。我坐在他下午授课的讲堂里,下课后,趁他收拾书本、把散落的纸张收回文件夹时,我向他走去。我不会要他猜我是谁,却也不打算让他好过。 有一个学生想问他问题,所以我在旁等候,好不容易那学生总算离开了。“你或许不记得我了。”他略微眯起眼猜想我是谁时,我开口说。他突然变得冷淡,仿佛害怕我们是在他不愿想起的地方认识的。他一脸踌躇、讥讽和质疑,还有一抹不自在和不安的微笑,仿佛在预演一场“我恐怕你认错人了”的戏码。接着他停顿了一下。“老天爷——埃利奥!”是我的胡子让他感到困惑,他说。他拥抱我,轻轻拍了几下我毛茸茸的脸,仿佛我甚至比多年前那个夏天还年轻。他拥抱我的方式,是他走进我的房间,告诉我他快要结婚那一晚做不到的。“多少年了?” “十五年。昨晚我来这儿的路上数了一下,”接着我补充说,“不是真的啦。我就知道。” “十五年了。看看你!” 他又说:“嘿!来喝一杯吧。来我家吃晚餐,今晚。见见我太太和我儿子。拜托,拜托,拜托。” “我很乐意……” “我得去办公室放东西,然后我们就走。走到停车场的那段路很漂亮。” “你不明白。我很乐意。可是我没办法。” “没办法”不是说我没空拜访他,而是我做不到。 他一边继续把文件收进皮包里,一边看着我。 “你一直没有真的原谅我,对不对?” “原谅?没什么好原谅的。如果有什么,那就是我对一切都很感恩。我只记得好的部分。” 我在电影里听过这种话。那些角色似乎都信以为真。 “那是为什么?”他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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