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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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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九四八年二月之前,我相信基督教还很合共产党人的口味。他们很喜欢听我给他们阐述福音书的社会含义,宣传对这个被蠹虫蛀空了的世界的不满,这个世界正在由于它的物欲和战争的重压而坍塌;他们也喜欢听我揭示基督教和共产主义的亲缘关系。当时这关系到他们能否获得尽可能多的各阶层——包括信徒的支持。然而二月一过,情况就变了。我仗着助教的身份,替一些可能被开除出学校的学生辩护,他们受累于父母的政治观点。我反对的结果便是和校方产生冲突。于是有些人就提出,一个宗教信念如此鲜明的人不配来教育社会主义青年。眼看我自身难保了。我记得正在这个时候,学生路德维克·扬在一次党员大会上出来为我说话。他认为如果忘记了我在二月革命前夕为党所做的工作,那纯粹是过河拆桥。当有人对我的基督教信仰表示不满时,他反驳说这只不过是我生活中的一个过渡阶段而已,我还年轻,将来一定会有所超越。 我去找他,对他的支持表示感谢。不过也对他说我不想欺骗他,我仍要再次提醒他我比他年长,所以他别指望我的信仰还会“超越”。于是展开了一场舌战,辩论上帝是否存在,死亡和永恒的问题,笛卡儿在宗教问题上的立场,斯宾诺莎究竟是否唯物主义者以及许多其他问题。我们彼此无法一致。最后我问路德维克他是否因为曾经支持过我而觉得后悔,因为我现在在他眼里是无可救药了。他对我说我的宗教信仰是我自己的事,归根到底不关别人什么事。 后来我在系里没有机会见到他。而我们的命运却又是如此相近。在我们那次谈话以后三个月,扬就被清除出党,清除出系。六个月后,轮到我离开大学。我算是被开除的吗?是被迫一走了事吗?我说不清。反正越来越多的人反对我,反对我的信念;反正有些同事的意思是要我公开作一个具有无神论色彩的声明才好;反正当时在我的课上经常有一些反对我信仰的学生党员起来攻击我。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要我走的气息,但在当时系里的党员中也始终有不少朋友,仍对我保持友谊,器重我在二月革命前的立场,这也是千真万确的。也许我当时多做一件事就好了:为我自己辩护。如果那样我肯定会争取很多人。只不过,我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4 “你们跟我走吧。”耶稣对众门徒吩咐道,于是没有人反驳,全都扔下渔网、小船、他们的家乡、他们的亲人,跟着耶稣走了。“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上帝的国。”[23] 如果我们也听从基督的召唤,就应当无条件地跟他走。至于福音书上的这几句话本是家喻户晓的,只是到了现代,它们就只被当作神话。基督的呼唤,怎么会和我们生活的格调一致呢?我们扔下渔网该往哪里去,又跟谁走呢? 然而,那召唤的声音还是在我们的世界上回荡,只要我们仔细倾听。那召唤,当然不像一封挂号电报,通过邮局给我们送来。它是隐蔽的,也很少披着诱人的玫瑰色外衣。“你要为之献身的,不是你自己要选择的行动,而是与你的选择、你的思考、你的愿望相悖的地方,这里才是你的道路,是我召唤你,你应当随我而去的地方,这里才是你的主所经之处……”路德[24]这么写道。 我本来有很多理由来坚守我助教的职位。这个职位比较舒适,有很多自由支配的时间来深造,以便日后成为大学教授。然而,正是我对这个职位的留恋使我产生了担心,因为我看到那么多人才、学者和大学生已被迫远离了他们的工作和学习。我担心自己捧着一个金饭碗不放,将来的顺境会使我和周围与我相仿但命途多舛的人隔绝开来。我明白了,那些老是让我离开理工系的要求正是一种召唤。我听见有人在召唤我,这个人劝我不要去追求舒适的前途,它只能捆住我的思想、我的信仰甚至我的良心。 我的妻子已给我生了一个孩子,当时五岁。妻子一再对我施加压力,当然什么样的方式都有,要我去申辩,采取一切行动保住系里的位置。她是替还小的孩子着想,担心家庭的未来。对她来说,其他都是次要的。我端详着她憔悴的面容,觉得她那无穷无尽的担忧使我受不了,她担忧明天,担忧明年,为以后的天天年年都惶惶不安。我惧怕这种重压,我的灵魂便听见了耶稣的这些话:“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25] 我的对手以为这一下我就要愁死了,但实际上我的感受是意想不到的平心静气!他们估计我没有回旋的余地,而实际恰恰是在那时,我为自己找到了真正的自由。我得到这样一个启示:人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他可以随处安身,凡是基督走过的地方人都可以在那里安身,这就意味着:芸芸众生随处都可安身。 起初我曾觉得事情太突如其来,接着反思忏悔,但面对对手的恶意,我迎上前去。我认可了别人对我的欲加之罪,把它看作是天意的召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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