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读经典(44)_卡尔维诺

四四

　　用历史及政治的角度来解读《帕尔马修道院》始终是个可以预测，甚至是必要的方法，这样的解读方式始自巴尔扎克（他将这本小说定义为新马基雅维利的《君王论》！）。同样的，司汤达赞扬被复辟所扼杀的自由与进步的理想，我们可以轻易展示司汤达的赞扬是极为肤浅的，而且我们也有必要这么做。不过司汤达的轻率正可以提供我们一个不容低估的历史及政治教训，他向我们显示，前雅各宾主义者或前拿破仑主义者是如何轻易变成（并且继续保持）拥护君主政体集团的专断及狂热分子。这样危险的态度及行动似乎由最有力的信念所主导，这些态度及行动向我们显示，在它们背后支撑的其实没有什么，这是我们在当时的米兰及其他地方屡见不鲜的现象，可是《帕尔马修道院》的美在于这一点是在没有大声嚷嚷的情况下被陈述出来的，而且被理所当然地接受。

　　让《帕尔马修道院》变成伟大的“意大利”小说的因素，在于政治意识是各种角色算计过的重新调整与重新分配：亲王在处决雅各宾主义者时，挂心着要与他们建立未来的权力平衡，那可以让他在迫近的国家统一运动中居领袖位置；还有莫斯卡伯爵，这位拥戴拿破仑的军官变成了立场强硬的部长，及反动政党的领袖（不过他只打算鼓动一小撮的反动极端分子，然后凭借着与他们疏远，以突显自身立场的温和），而这一切丝毫没有影响到他的内在本质。

　　我们愈是往下读，另一个司汤达式的意大利形象便愈是远离，这个意大利是个感情慷慨而且充满自发性的国家，对于刚抵达米兰的年轻法国军官来说，这个在他眼前展开的意大利是块幸福之地。在《亨利·勃吕拉传》中，当他达到这个时刻，并且准备描述他的幸福时，他用以下的句子中断他的叙述：我们总是无法成功谈论我们所爱的事物。

　　这个句子为罗兰·巴特的最后一篇论文提供了主题与标题，他原本应该在1980年于米兰举行的司汤达研讨会上宣读这篇论文的（可是就在他写作这篇论文的期间，遇上了那场致命的车祸）。巴特在他完成的篇幅中观察到一件事，也就是司汤达在他的自传性作品中，多次强调他年轻时在意大利度过的快乐时光，可是他从来没有设法加以描述。

　　不过二十年之后，在某种事后回想中（这也是爱情扭曲的逻辑之一部分），司汤达写下了关于意大利的激情洋溢段落：没错，这些段落在我这样的读者身上，激起了心醉神迷与灿然的感觉（我确定自己不是唯一有这种感觉的人），这是他在私密的日记中所提到却无法传递的感觉。这名法国人抵达米兰时所产生的幸福与乐趣，与我们的阅读乐趣之间，存在着奇迹般的共鸣：被叙述出来的效果终于与被制造出来的效果一致了。

　　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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